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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比马桶水还脏吗(下)
关于牙刷,还有一个说法常常被提及:3个月就要换一次牙刷。这个说法的依据是,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牙刷毛会卷曲、磨损,这样的旧牙刷清洁能力变差,不能很好保障牙齿的健康和卫生。而3个月的期限,则是依据大多数人的牙刷磨损情况得出的。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依据。1986年发表在《临床牙周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研究了“旧牙刷清除牙菌斑是否不给力”这个问题。一组志愿者连续10周不更换牙刷,另一组志愿者每2周就换一次牙刷。10周后,研究者比较了他们的牙龈状况和牙菌斑的数量,结果发现,第一组志愿者牙齿上的牙菌斑数量明显高于后一组志愿者,两组志愿者的牙龈状况倒是没有什么差别。看起来,好像旧牙刷确实在清除牙菌斑方面逊色一些。实验还显示,人和人差别非常大,有些人的牙刷才用了2周就已磨损严重,有的用了10周外观依然不错。
不过,随着调查深入,谣言粉碎机调查员发现了让人惊讶的后续研究。1996年,另一篇同样发表在《临床牙周病学杂志》上的文章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回,研究者的实验方案与前次稍有不同。他们对同一个实验对象使用同一支牙刷在不同阶段的牙菌斑情况进行了对比。实验进行了9周,每3周为一个阶段,随着牙刷磨损情况加剧,牙菌斑的数量反而降低了。同样,对于不同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后,牙刷的磨损情况也各不相同。即使根据牙刷磨损情况,将志愿者分成“严重”和“轻微”两个组,在清除牙菌斑的效果上,这两组的情况也没有明显差异。各项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旧牙刷在有效控制牙菌斑的生成方面并不逊色。
类似的结论分别在2000年、2002年的两项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尽管实验方案不同,但这两项研究都考察了使用3个月的牙刷与新牙刷分别清除牙菌斑的效果,结论同样是“没有显著的差别”。而2006年发表在《牙科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则将小朋友(七八岁)作为考察对象。研究者同样发现,在清除牙菌斑方面,使用了14周的牙刷和新牙刷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别。
结论:谣言粉碎。为了大家的健康,保持牙刷的卫生是必须的。牙刷上确实可能有许多微生物,但是人们的习惯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牙刷上的细菌量波动也很大,流言中那些明确的数字完全是扯淡。另外,目前的临床证据并不认为牙刷上的细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因此,牙刷不一定要经常换。有研究显示,使用3个月的牙刷的清洁能力与新牙刷差异不大。
19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蒋南翔校长,这位性格木讷的长者,可算是清华的另一位父亲。如果说梅贻琦校长是在学术自由的背景下,把清华推上了巅峰,那么蒋南翔校长是在激烈的革命年代,竭力保持清华不败。有意思的是,梅校长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他是工科学生,却把清华办成了综合大学;蒋校长清华中文系肄业,是文科生,清华传到他手上,却不得不变成工科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蒋南翔做清华校长,是1952年冬天,梅贻琦离开清华,是1948年冬天,中间有四年,清华没有校长。尽管没有校长,清华却如沐春风,因为,那是一段被称为“解放”的岁月。
1951年,毛泽东严厉指责电影《武训传》,说武训生活在清末,是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时代,但他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对《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等程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第一场风波。
冬天,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改造。后来因为建设之急需,思想改造被全国院系大调整冲淡了。
清华学生还清楚地记得,俄文教授曹靖华在1949年清华元旦晚会上曾经预言,虽然现在选修俄文的同学不多,但这种语言的重要性将一天天增强。
三年过去了,因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部宣布,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
工学院教授刘仙洲是清华院系调整筹委会主任,他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先驱。但院系大调整远远超出了机械学范畴,刘教授在各个方面都力不从心,中央便把视线投在了蒋南翔身上。
1952年冬天,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时年38岁。此时,大调整基本完成,清华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并入北大,它得到的只是北大工学院。在这场大调整中,北大是最大的受益者,清华元气大伤。按照大调整思路,清华应该把文法图书统统移交北大,但蒋南翔犯了倔脾气,下令截住这批图书。这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了一道伏笔。
蒋南翔的另外一个大手笔是,要求学校东侧的铁路东移,为的是向东向南大规模扩展清华。清华面积剧增,成了全中国校园最大的学校。
院系大调整之后,曹靖华调任北大俄语系主任,他的预言却留在了清华。即使是在这个由留美预读学堂发展起来的清华大学,俄文也变得比英文时髦。
50年代虽然并非风调雨顺,却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在老数学家杨武之看来,50年代景象万千,耳目一新,院系大调整之后,他进入复旦数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