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信重工焦裕禄大道上，杨奎烈在瞻仰焦裕禄雕像。 （资料照片）

　　（上接01版）杨奎烈每进入一个站房，先查看设备有无异常，然后询问负责人采取了哪些紧急处置措施，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才放心离开。

　　周芸说，杨经理的临危不乱、有条不紊，给惊慌失措的职工吃了一颗“定心丸”。

　　机器轰鸣，离不开能源；钢水沸腾，更离不开能源。能源是工厂的命脉，能源是企业的生命之源。没有了能源，企业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中信重工，能源公司承担着为企业供应能源的重任。100万平方米的厂区内，能源公司敷设的高压电缆长达7万米，连同6个高压间保障生产用电；锅炉房、氧气站等6个动力站房，通过2万余米长的管道，生产、输送蒸汽、氧气等10种工业用气体。

　　电缆、管道等纵横交错，布满厂区，构成了一张巨大的能源供应网络。

　　1992年，袁广收大学毕业分配到中信重工能源公司，成为杨奎烈的部下，从此与能源结缘，也与杨奎烈结缘。从那时起，杨奎烈就成了袁广收的良师益友，他的正直、坦诚、干练、豪爽，深深影响着这个年轻人。

　　那是袁广收刚进厂不久的一天深夜，时任气体厂厂长的杨奎烈接到300制氧机值班人员电话，说设备出现异常。放下电话，他急忙赶到现场，经排查发现机体连接螺栓断裂，必须马上维修。当时，袁广收是技术人员，就问杨奎烈，钳工骨干都派到萧山去了，家里留下的都是些徒弟，谁来修设备？杨奎烈指了指自己，说：“我！”

　　只见他换上工作服，拿起扳子、钳子等工具就开始了维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天快亮了，直到看到设备正常运转，杨奎烈才松了口气。

　　在为“新重机”工程配套的102高压间施工期间，杨奎烈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现场路径复杂，他在沟沟坎坎、高压间和电控柜之间忙忙碌碌，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杨奎烈常说：“赶上了公司大发展的好时候，我浑身是劲儿！”

　　敷设比胳膊还要粗的电缆，需要20多人扛在肩上，步调一致地在地沟中上上下下。每一次，他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电缆硌破了肩膀皮肤，他吭都不吭一声。可一旦发现电缆方向稍微走偏，他立刻要求重来。

　　杨奎烈对大伙儿说：“我比你们还急，但埋地下电缆的事不能有丝毫马虎，一次就要把事情做对，不能留遗憾！”102高压间完工时，连日苦干使他的体重下降了5公斤多。

　　“新重机”工程能源供应管道施工前，制订了两套施工方案，一套方案是利用废弃蒸汽管道改造，另一套方案则是另辟新址新架供气管道。究竟采用哪一套方案，杨奎烈与“新重机”工程指挥部的专家发生了分歧。

　　杨奎烈认为：抢时间、抢市场，才是“新重机”这个庞大工程的关键，管道新旧不是主要问题，架设大口径管道没必要。

　　“奎烈呀，你们能源供应还怕管道口径大？”专家很不理解。

　　杨奎烈说，新架管道给公司带来的不仅是投资的剧增，而且还可能因此延误工期。

　　讨论陷入僵局。面对各方质疑，他的烈性子爆发了：“出了问题，我负责！”

　　他斩钉截铁的态度最终说服了大家，公司的煤气管道决定利用原有的旧蒸汽管道，不仅节约了资金，降低了施工难度，还整整省出了4个月时间，为“新重机”工程重型冶铸工部早日出钢创造了条件。

　　杨奎烈赢了。可很少有人知道，此前，他仅组织对旧管道进行耐压试验就忙活了一个星期。他是用务实的态度为“新重机”工程保驾啊！

　　“新重机”工程管道通气后，那位专家感慨地说：“奎烈较真，这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他对很多事情考虑得很周全，我们要向他学习。”

　　战友眼中的杨奎烈——

　　他是一个鞠躬尽瘁、视死如归，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1972年12月，杨奎烈应征入伍，来到北京空军司令部通信团服役。

　　作为当年的战友，徐来平回忆起与杨奎烈交往的一幕幕，思绪依然难以平静，“几十年了，和奎烈在一起，战友们从没有听到他抱怨过，他总是积极地看待人生，满怀激情地工作着，奋斗着。他像一团火，温暖着身边的人”。

　　1973年年初，新兵训练期间，杨奎烈在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内勤内务等方面肯吃苦、严要求；同时，认真学习有线电知识、无线电知识，结业时成绩最好，很快就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入伍后的第二年，他就成为连队的军事技术骨干。也正因为成绩优秀，他在同年兵中入党最早，实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质的飞跃。

　　1975年，杨奎烈所在的连队担负空军预备指挥所的战备施工任务。施工中，杨奎烈总是冲在前、干在先。一次，部队营房施工，一座两层楼高的土包突然塌方，把奎烈埋了进去。战友们立即扑上去，拼命地用手扒土，扒呀、扒呀，身边仅有的一些工具还不敢用，怕伤到土里的杨奎烈。战友的手指头扒流血了，也没有人敢稍停片刻，因为土里埋着一名战友呀！有的战友边扒土边哭喊着：“杨奎烈，杨奎烈！”等到把奎烈从土里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战友们立即把杨奎烈抬上卡车，送往空军第50师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他终于苏醒了过来。苏醒后的杨奎烈问连长：“其他人咋样？”连长告诉他：“其他同志平安，你怎么样？”他笑了笑说：“放心，我没事。”说话的时候，他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的土还没有完全清洗干净。

　　出院后，杨奎烈在工作中，在执行任务时，仍然是冲在前、干在先，不甘落后。有战友说，你还这么拼命？杨奎烈回答：“我已经是土埋全身、死过一回的人了，咱还怕啥？”他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精神，当年就叫响了连队，受到连党支部的嘉奖。

　　在杨奎烈身上，有一种由责任生成的自律，这种自律，使他达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忘我工作境界。杨奎烈在连队代理司务长的时候，曾要求全连官兵珍惜粮食。要求大伙儿做到的事情，他自己首先做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同志不小心掉地下了半个馒头，掉下了，就不想要了。杨奎烈看见后，什么也不说，走过去，把掉在地上的半个馒头捡起来，擦一擦，自己吃了下去。

　　转业后，每逢八一建军节，战友们都要利用业余时间聚一聚，但杨奎烈总是迟到，总是穿着工作服急匆匆地小跑着过来。大伙儿埋怨他，他就腼腆地一笑，也不解释。聚会期间，他一会儿看看表，过一会儿又看看表，他的心还牵挂着生产现场。想走，又舍不得在座的战友；不走，工作又牵扯着他的心。有一位战友问过奎烈：“你不能总是这么忙吧？”奎烈回答：“领导把咱放在这个位置上，咱不能对不起组织的信任呀！”

　　徐来平说：“奎烈走了，他付出得太多了，他从来不图回报，总是唯恐工作还有疏漏。他就是一个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他总想着把工作做得再好一点、把任务完成得再圆满一点。他热爱身边的亲人和战友，他更热爱中信重工的事业。他燃烧了自己，把自己炼成了一块砖，并把这块砖结结实实铺在了中信重工兴旺发达的大道上。”

　　儿子眼中的杨奎烈——

　　他是一个关爱家人、乐观向上，充满生活情趣的人

　　杨庆飞是杨奎烈的儿子。这个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地求学、工作的年轻人，还没有完全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挣脱出来。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相信父亲已经走了，每天脑子里浮现的都是从前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温馨画面。清晨天没亮，我仿佛还能听到父亲洗漱刮胡子的声音；晚上天快黑了，我还是习惯性地去门口迎接父亲。我多么怀念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啊！”

　　杨庆飞说，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我和他一起走都是紧赶慢赶的。父亲说起话来带着笑容，让人觉得亲切，办事则雷厉风行。

　　杨奎烈经常对小庆飞说，人啊，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做人要端正，端正就要从最基本做起。有的时候儿子站姿不好，歪七扭八，或者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看见了就会在背后敲两下，提醒儿子端正姿势。

　　从幼儿园到小学，杨奎烈一直坚持让儿子自己打理生活，告诫儿子要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正如他经常说的那句话：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把麻烦推给别人。别的同学都是父母接送，放学了给买好吃的好喝的，但父亲坚持让小庆飞自己走路上学，也从不给他买零食。

　　杨奎烈还教育儿子，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常对儿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算天塌下来，也要敢于承担。要能顶住压力，尽全力把事情办好，或者尽力弥补。

　　“爸爸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杨庆飞说。

　　自从父亲去年5月在公司病倒被送到医院急救，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近300个日夜，杨庆飞几乎天天陪着他。

　　刚开始，儿子不能接受父亲身患癌症的现实，多次偷偷躲到一边哭。但是和父亲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变得坚强了，同时也重新认识了父亲。

　　住院期间，杨奎烈对儿子说：“人活着高高兴兴是一天，憋憋屈屈也是一天，我要高高兴兴地活，而且要高质量地活着！”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按时吃药，和医护人员谈笑风生，一点不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

　　在医院时间长了，有时杨奎烈就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故事听，讲小时候怎么和小伙伴们一起挖红薯、爬树摘柿子，怎么和哥哥弟弟们下河捕鱼，讲当兵时连队里闹的笑话。每次听完，儿子都哈哈大笑，但心里却酸酸的。

　　尽管是癌症晚期，尽管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可杨奎烈心里最大的事还是工作。在病房里，他以口述的方式让儿子用电脑打字写出《关于能源供应的变化及应对措施》的报告。他还隔三差五地往公司跑，和同事们谈工作。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尽管病痛折磨得他吃不下饭、睡不成觉，可他还叮嘱家人要吃好、睡好、休息好。

　　“对于我来说，爸爸更像一个作风硬朗、战斗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杨庆飞说。

　　儿子眼中的杨奎烈还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乐于品尝各种美食，了解各种美食文化，擅长烹饪；他热爱体育运动，喜欢和家人一起看球赛，之前还曾参加过足球队；他喜爱音乐，尤其钟爱古典音乐，他还吹得一手好小号。

　　杨庆飞说，爸爸最喜欢钓鱼，他告诉我说，他既享受等待鱼儿上钩时的闲适时光，又享受鱼儿上钩一刹那的成就感和收获感。他说，人生就跟钓鱼一样，可以没有收获，但是不能没有追求。

　　搭档眼中的杨奎烈——

　　他是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给组织找麻烦的人

　　“3月11日上午10点，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开车去150医院看杨经理，当我坐进车里启动发动机的一瞬间，泪水流了下来。此刻，我才想起杨经理已经在两天前离我们而去了。”孙锡峰说。

　　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孙锡峰是杨奎烈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杨奎烈生命的最后10个月，孙锡峰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

　　住院期间，杨奎烈每天在病房里都要看看书，和孙锡峰聊公司的事情。

　　有一天，杨奎烈兴奋地拿着手机说：“锡峰，我编了一条信息想发给任董事长，你看看，我写得合适不？”孙锡峰接过手机一看，内容满满3屏，都是有关企业管理和发展的建议。

　　今年春节前夕，杨奎烈病情开始恶化，黄疸全面爆发，他已经吃不下饭，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由于营养不良，他整个上身几乎皮包骨头，肾脏又严重衰竭，造成无法正常排尿，腰部以下肿胀，两只脚像面包一样。

　　就在这时，能源公司接到了春节期间安装一台制氧机的任务。本来该设备应由厂家派人安装，由于过节期间人员无法到位，能源公司主动请战自己安装。

　　杨奎烈不顾医生、家人的劝阻，执意赶到厂里主持了制氧机安装准备会。会议一开就是两个半小时。结束后，他站都站不起来了。

　　大年初一，制氧机安装进入了关键时期。

　　那天下午，孙锡峰正在安装现场忙，制氧间值班班长叫他到站房接电话，他有些奇怪：谁会把电话打到这里找我呢？

　　电话听筒里对方声音很微弱：“我是奎烈，我想让你接我去趟厂里。”“您昨天不是刚来过吗？今天就不要来了。”“不，我一定要去。现在我还是能源公司的经理，大家过年都在那里忙，我总得看一看吧！我必须得去，你立刻来接我！”

　　到现场下了汽车，孙锡峰想扶杨奎烈，他却推开了，挺了挺身子向施工地点走去。

　　几个施工点，杨奎烈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询问安装进度，一遍遍地讲解安装技术要点。见了职工们，他一个个地和大家握手拜年。握着他瘦得干瘪的手，大伙儿难受得心都颤了。

　　那一刻，孙锡峰忽然明白了，杨经理不愿躺在病床上，他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陪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一起过最后一个年啊！

　　2月1日，大年初十，是公司节后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下午两点半，杨奎烈再次出现在制氧机安装现场。他强打精神，用颤抖的声音嘱咐大家多穿点衣服、注意安全。

　　那天回到医院，杨奎烈就再也没有走出过病房。

　　杨奎烈的妻子是公司铸锻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99年6月最早一批下岗，直至2011年12月退休，他从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妻子谋求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甚至连一个工人岗位也没有为她保住。

　　杨奎烈一家三口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里。他一生没住过新房，从来没向组织提过房子的事。在这套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看不到任何能谈得上奢侈的物件。

　　杨奎烈一直从事能源供应工作，涉及项目工程、物资采购等方面，但是他始终是一身清白，两袖清风。

　　2月27日，杨奎烈在弥留之际交代家人：“所有亲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事从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他又专门对孙锡峰说：“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邙山上，我不愿大家看着我难受，也不愿给组织找麻烦。”

　　孙锡峰说，杨经理走了，他留下一身正气，带走两袖清风，用自己的一生展现了一名党员干部的崇高境界。

　　结 语

　　去年6月29日晚，任沁新收到杨奎烈的短信。当时，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剧组在中信重工完成拍摄任务，公司正在为其饯行。任沁新含泪给焦裕禄的扮演者王洛勇念了一段杨奎烈饱含深情祝福企业发展的短信，剧组成员唏嘘不已。王洛勇激动地说，一定要见见活着的“焦裕禄”。

　　第二天一大早，王洛勇、杨奎烈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俩开心地聊啊、笑啊，有说不完的话。临别时，王洛勇说：“我一定要用杨奎烈的精神演好焦裕禄。”

　　中信重工从2004年濒临破产到起死回生，快速成长为主业突出、主体精干、规模和效益国内同行业领先、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靠的是一代人心血的付出和对事业的忠诚。杨奎烈正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焦裕禄精神，诠释了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杨奎烈传承了焦裕禄精神，这种不死的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信重工人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