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教师辅导学生。（资料图片） 　　西交利物浦大学行政信息楼规划图。 　　（资料图片）

　　正值高招录取之际，随着录取通知书的陆续发放，近700万高中毕业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

　　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高中生活的延续，还是学生自主求知的圣地？它是等级森严的“衙门”，还是教师自由治学的殿堂？

　　位于苏州的由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其全新的育人理念和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八成毕业生赴海外留学：

　　如何把普通学生

　　变得不普通？

　　创办于2006年的西浦大学，今年走出了第三届毕业生。在今年毕业的685人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超过80%的学生将赴世界知名大学读研究生，其中20多人收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录取通知书，60多人被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录取。

　　“我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只比各地一本线高十几分。与北大、清华相比，我们录取的是比较普通的学生。但使我深感欣慰的是，通过4年学习，我们的学生素质可以与国内一流高校相媲美。”西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说。

　　采访这所大学，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近乎严苛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高中时很忙，进了西浦才发现，上大学比上高三还要忙。”金融数学专业大一女生朱云青说：“跟我的那些上了其他大学的高中同学相比，他们课多但压力小，我们课少但压力大。”

　　学生压力大是因为学校的要求高、标准严。

　　“这里每次考试几乎跟高考一样严。试卷要由利物浦大学审查，考完以后，要随机抽取10%以上的试卷送到利物浦大学，由利物浦聘请的外部考官对试卷的给分、加分进行检查。”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副教授赵策洲说，“在考试委员会公布分数前，教师无权把分数透露给学生。”

　　赵策洲说，对于学生成绩，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领导，哪怕是校长，都无权改动。西浦大学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一般在10%左右，核心课程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留级。“每年都有10%左右的学生留级，2007年入学的学生现在还有没毕业的”。

　　然而，严格的纪律并不等于学生没有自由，相反，这里的学生比一般学校自由选择的空间大得多：学生大一结束时才确定最终的专业方向，换专业门槛不高；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校方申诉。

　　“学校对我们学生的意见特别重视。比如，我们本来有一门课叫数学建模，很多同学觉得用处不大，向学校建议改为离散数学，学校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刚刚毕业的电气系学生张昊帆说。

　　“西浦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把中、英、美三国教育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了。中国学生基础扎实，我们又引入了英国严谨的质量监控体系和美国的灵活教育机制。”副校长杨民助说。

　　教师不愿意当系主任：

　　如何保证学术不受行政权力干涉？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某高校因校领导过多，引发舆论对高校行政化色彩过浓的担忧。

　　“我们西浦正好相反，教师都不愿意当系主任。哪怕学校给系主任每月三五千元的额外补贴，也没多少人愿意干。”杨民助说。

　　担任西浦数理中心主任的刘刚是一名年轻博士，目前还只是讲师。“我是被推上去的，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做管理，因为做管理要占用大量时间，比如组织考试、负责课程安排等。这些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主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纯粹是为大家服务。”刘刚说。

　　杨民助说，西浦大学有一批专职行政人员，但行政与学术是分开的，校领导也不例外。“几乎所有中层行政人员都是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不是来管教授的，所以他们也没必要是教授。”杨民助说，执行校长席酉民和3名副校长都不讲课。虽然席酉民是著名管理学家，目前还兼任西交大的教授，但在西浦他的定位是全职校长。

　　在西浦大学，教师地位很高，待遇普遍在行政人员之上。“我是中层行政负责人，但我的薪水只相当于最低一级助教的薪水。”西浦大学品牌与市场办公室主任王珊说。

　　“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务的。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找。同样，中层是为教师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杨民助说，“我手头没有什么预算，应酬也很少。”

　　这个高校行政权力不干涉学术活动，也不决定学术资源的具体分配，学术考核也没有定量化指标。

　　“我们对教师也有考核，但是我们不看重数量指标，更看重同行评估。比如，教师想申请成为教授，我们就把他的代表作送给该领域至少3名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评估。他们觉得水平可以，校内的学术评审委员会才会启动评审工作。”席酉民说。

　　大学“行政化”病根难除：

　　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推动高校教改？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大学的时代。”席酉民说，“我们西浦既不是西交大的分校，也不是利物浦大学的分校。我们是在探索融合中西文化，创建一所具有新的教育理念的大学。”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浦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校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而且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和管理，到教师的招聘、考核和晋升。”张红霞说。

　　专家认为，高校的行政化，不仅使我们的大学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也直接影响了高考和中小学教育的改革。

　　与一般高校相比，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西浦大学，正因为产生于“体制外”，反而可以轻装上阵，没有行政化的痼疾。

　　事实上，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蔚然成风。除西浦大学外，宁波诺丁汉大学、位于珠海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均已招生数年。此外，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学等也在尝试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随着中外合作大学日渐增多，中国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普通高校将面临更严峻的危机，推进高校教改已刻不容缓。

　　“推进高校教改，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决心放权，让高校在招生、人才流动、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管理层对学生和教师负责。”殷飞说。

　　（据新华社南京7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