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2011年全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近来，各种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及指数频频见诸报端，其中一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专家表示，现在各种机构热衷发布指数，是因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但一些指数在制作发布时，其指标设计、取样范围、分析结论等不够严谨科学，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现实，对公众预期和政府决策产生误导。规范一些统计数据和指数的发布，需要依靠行业自律和监管制度出台等多项措施来实现。

    1 用数据说话是大势所趋

    “以前我国政府决策对各类统计重视不够，近20年来，中国人养成了用数字说话的习惯，数据成为评判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各种各样的指数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表示，从笼统的知性判断到以具体数据来说明情况，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也是大势所趋。如今除了官方的统计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乃至媒体也经常发布各种指数或调研数据，使民众有机会获取过去无法得知的一些信息，对于信息源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由非官方机构发布的一些专业性指数，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也是专业机构服务社会的一种体现。”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说，“某些专业指数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风向标，有利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借助专业资源，优化经济决策。例如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央视发布的央视财经50指数等。”

    2 一些指数为何遭“拍砖”

    “工资和物价就像龟兔赛跑，‘民族复兴指数’都高达62%了，我们还在为一碗粉吃或不吃而烦恼，看来我们是要超速‘复兴’的一群，否则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复兴’大业！”针对日前某学者抛出的“民族复兴指数”，网友在微博上展开了调侃。随着越来越多的指数和研究报告出现在公众视野，被舆论“拍砖”和“炮轰”的也不在少数。

    “有些指数设计得故弄玄虚，缺乏现实意义；有些数据结果脱离社会实际，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反差较大，所以会引起巨大争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教授谢太峰坦言，“比如‘民族复兴指数’，这是很难量化的。所谓‘复兴’以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作为参照呢？这种指数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再比如，某研究报告把农村和城市的数据平均，得出结论称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如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化比较严重，平均数不能代表现实的情况，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加剧社会矛盾。”

    周清杰认为，我国指数化信息的发布和使用还处于发展初期，难免会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些机构并不具备搜集基础数据的能力，或者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指数制作的过程中，存在指标设计不科学、数据数量偏少、处理方法欠科学和不透明等问题，导致出台的指数含金量低，甚至会误导政府和公众。

    3 “数据”、“指数”背后有利益

    既然频频招来质疑和批判，为何一些机构和学者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指数发布？专家指出，这些指数的背后存在着利益的考量。周清杰表示，当代人重视信息的价值，指数发布如果做得好，就会成为发布机构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对于商业性机构而言，这意味着更好的经济效益。

    “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浮躁的风气，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指数。不管研究是否客观、准确，只要结果发布出来了，吸引了眼球，有了社会影响，就是有了成绩和效益。”谢太峰分析说，“有的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指数发布者制造噱头想出名，媒体天生喜爱追逐热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一些‘雷人’的指数和研究报告被广为传播，这和娱乐圈的炒作没什么两样。”

    收取项目经费和企业赞助也是一些指数发布机构的生财之道。“那些接受了资助的研究活动，很多都是先有了结论再找数据去证明，表达的是对资助方有利的观点，谁出钱就替谁说话。像由房产商赞助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肯定是房价不高。这样的指数发布出来混淆视听，社会影响很坏。” 谢太峰说。

    4 指数发布应采取硬约束

    “我们看到的一些指数在指标设计和抽样上做得不科学，这与研究者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我国擅长做统计分析的人才不多，而各种指数和调研报告却满天飞，很多是由根本不懂统计原理的人去做的。”张翼说，在欧美发达国家，指数制作是由专业机构和具有统计资质的人去完成的，做出来的数据准确性和公信力都比较高。我国目前对于数据发布没有官方标准，学术共同体也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会出现滥发、乱发指数的现象。

    周清杰认为，指数发布的成熟和科学化需要多方努力，包括发布机构的运作更加规范，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媒体更加理性，真正有自己的判断，不跟风、不炒作、不曲解；政府加大官方相关数据发布的范围，提升公信力。他还建议，应对指数的发布采取一些“硬约束”，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相关指数的发布；建立、健全相关行业协会和执业资格制度，提高行业门槛等。

    （据人民网）

    相关链接

    近期引发争议的数据和指数

    ●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去年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

    ●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比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0.4644）大幅提高。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比美国家庭总净资产（57.1万亿美元）高出21%。

    ●中国科学院管理所完成的《世界与中国城市化之路》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的和谐指数位居全国前三名，其中北京的和谐指数最高，为0.79，被称为“和谐城市”和“宜居”城市。

    ●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感觉幸福。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研究者回应：没花国家一分钱

    6日，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研究者杨宜勇回应，2007年，他和同事就发布了第一份民族复兴报告。5年之后，他们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份新的报告，其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纯属“业余爱好”。

    一问：“复兴”可否量化

    此次公众对于“民族复兴”能否量化争议最大。杨宜勇称，国际上没有，不代表中国不能做此类研究。在国外，比较主观的“幸福指数”都可以测量，国内安徽也出现了“科学发展观指数”，那么“民族复兴指数”又有何不可？

    杨宜勇说，他在研读中共主要文献时注意到，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后，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蓝图”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目标，那么它就是可量化的；如果它不是一个目标，就不可以量化，将来也无从检验，那么提出“民族复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问：何谓“伟大复兴”

    杨宜勇解释说，“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的辉煌，而是要“恢复”崭新的时代内容，其中包括：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法制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实现祖国统一。他也坦陈，有些指标难以量化，比如民主政治，最后只能选择可以量化和在国际上找得到参照数据的指标。

    三问：五年何以复兴16%

    2007年，杨宜勇发布了第一份民族复兴指数报告，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是完成46%的复兴任务。

    五年后的“光速复兴”速度由此引来了质疑。杨宜勇的解释是，此次和2007年的测算标准一样，但实际上应该有所变化了，比如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确定的现代化目标值是8000美元，这是2006年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的边界标准，而最新标准已达到1.2万美元，所以原来的目标低了。此外，城市化率目标（60%）也被低估了，目前中国已经有51%。“这五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达到11.2%，也是历史上没有的。”杨宜勇说，“这个测算每5年一次，目前不考虑增加更多的指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