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新华社发）     12月10日，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展示奖章。     （新华社发） 12月10日拍摄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现场。（新华社发） 12月10日在颁奖典礼晚宴上拍摄的莫言的获奖证书。（新华社发）

    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坐标振奋人心。它们，或以文学作品惊艳世界，或让古老剧种焕发新生，或用创新应用震撼网络，或借国际合作扬帆西渡，或将网游与文化精彩融合。它们的轨迹，折射出文化体制10年改革的累累硕果，也点映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未来走势。

    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时代中国的前行，需要文化引擎的动力；文化强国的建设，难离成功个案的突破。

    瑞典时间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许，颁奖仪式在瑞典王室乐曲《国王之歌》的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缓缓走入，与其他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就座。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马库斯·斯托尔克首先致辞，欢迎获奖者来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请……”当这句熟悉的中文，从瑞典文学院成员瓦斯特伯格口中滑出，全世界的目光瞬间凝聚到同一个人——莫言。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在领奖台上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持久，热烈！随后，现场乐队奏响了《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音乐厅里回荡着音符中的“中国元素”。

    “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的致辞，毫不吝惜对莫言的赞美。

    当地时间下午5时45分许，颁奖仪式结束，获奖者的朋友和家属纷纷上台合影，其中就有莫言的夫人杜勤兰女士。瑞典王室成员、政界领导人及其他各界人士共1500余人出席了此次颁奖仪式。

    独特主因

    中国式幽默独具魅力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不到两个月，他便迅速以傲人的2150万元版税占领了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眼位置。不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尺如何惹人争议，它的经济乘数效应都毋庸置疑，而且不分国界。

    莫言《生死疲劳》等3部作品瑞典版本的拥有者——鹤出版社借诺奖东风，彻底摆脱了财政窘境。现任总裁斯图勒布庸·古斯塔夫松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聘用了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运营和销售，莫言的3部瑞典版作品重印量都在万本以上。”对比获奖之前的千册印数，只能慨叹世界变化太快。无怪乎已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莫言，仍被瑞典媒体扣上了“一夕成名”的帽子。

    机会不会青睐无准备的人，“一夕成名”的背后是作品的独特魅力。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地方戏曲，“那些神话和现实中的东方元素，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欢的地方。”《生死疲劳》瑞典版本的译者陈安娜说道。

    “莫言就是莫言。”西方文学界一直认为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影响，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却不认同，“莫言作品具有中国式的幽默，他有时不太会解释自己的美学。公平点说他的聊斋文化背景更强大”。

    马悦然的观点来自切身体会，在他第一次阅读《30年前的一次长跑大赛》时，大笑不止，“我从来没读过那么有幽默感的作品”。

    电影载体

    靠电影提高文学知名度

    文学与电影，魂体相应。相较于文字的转化难度，镜头语言显然有着更矫捷的身手，在不同文化间穿门过户。“莫言作品中在英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当数《红高粱》，这当然和电影的大获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介绍。

    1988年，电影《红高粱》惊艳了整个世界，连带将莫言和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一起捎出了国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日译本和瑞典文译本相继上市，成为莫言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作品。译者和出版商看中的是电影带火的图书市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被美国权威文学评论杂志《今日世界文学》评为该年度最佳外文小说。

    根据骆思典的观察，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机缘，或者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主动阅读中国小说的英语读者并不太多。当地的出版社，在营销上也不会特别为某国文学量身打造。

    因此，“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看来还是应当先靠电影等其他渠道提高知名度，而不能单纯指望出版商的推广。”骆思典这样总结中国文学出口的诀窍。

    翻译关键

    翻译不只是技术活

    酷爱中国文学的马悦然曾用10年时间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1900年—1949年中国文学作品简介，包括100篇短篇小说，100本戏剧，100篇散文等，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作品。采访时，马悦然抚摸着这套丛书，长叹道：“要是这里面的作品被翻译出来，中国作家早就得诺贝尔奖了。很遗憾，中文作品的翻译力量太弱了。”在瑞典，只有两个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

    但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不管是英文版的葛浩文、日语版的藤井省三，还是瑞典文版的马悦然、陈安娜等，都是拥有翻译专业技能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

    谈起翻译经验，译过《透明的红萝卜》的马悦然说得有点“玄”。他把作品一读再读，直到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声音，“自然而然在脑海里就有了一种适合表达莫言作品的瑞典语模式了”。为了更好地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马悦然还特意让莫言画出了作品主人公“黑孩”住在桥下匝洞里和他拉铁匠风箱的样子。

    骆思典更强调译者和作者的共振度。他很推崇葛浩文的译本，因为葛浩文的英文比较有张力，跟莫言原著中恣意的语言风格比较匹配，所以能够较好地译出神韵，避免走味。

    从中文到西文的转化，并不纯粹是技术活。“要将一部作品忠实地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除了对原著文字的理解外，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骆思典说，葛浩文与莫言一开始只是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这对翻译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后盾

    中国热让图书更亲民

    一个国人可能不知道的细节是，在以前的西方出版市场，中国作品的购买者主要是图书馆。考虑到销量和成本的问题，中国小说往往“精心打扮”成精装版，再“隆而重之”地走入图书馆的深院中，在一般的书店中难觅踪迹。比如精装的英文版《红高粱》，在亚马逊（网络交易平台）上最便宜也要近200美元，普通民众显然不会问津。中国文学的孤独，可想而知。

    市场的冷淡，令陈安娜3年呕心沥血译出《生死疲劳》瑞典文版后，只有承诺分文不收，鹤出版社才能在收支平衡的底线前开印1000册。

    但是，现在再到斯德哥尔摩的各大书店，书店的橱窗或主要图书展台上，都醒目地码着莫言的3本瑞典文译本。亚马逊也推出了莫言作品的简装本，售价不过7.95美元。

    这其中，当然有诺奖的催化效用，不过更宏大的引擎，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

    未来中国走向何处？这不再只是各国政要的命题，普通民众也渐渐关心起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文化，而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无疑是有效的渠道。

    “中国人如今终于可以放松了。”面对中国国内兴起的“莫言热”，陈安娜乐见其成，“以前中国人一直很关注何时获奖，现在目标实现了。更希望热闹之后，文学本身的地位能有所提升，能有更多的人喜欢阅读”。

    不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还不够大、距离还不够远，用陈安娜的话说，“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对等”。 在中国，一个文学教授如果不知道莎士比亚，会被人嘲笑。而在西方，一个教授如果不知道《红楼梦》，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希望随着中国与国际的交流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能够逐渐改变。”陈安娜说道。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