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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莫言
持中国“绿卡”外国人如何享受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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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    【打印】  
北京时间12月10日,他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为什么是莫言
这一晚世界注视他
12月10日,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新华社发)
    12月10日,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展示奖章。

    (新华社发)

12月10日拍摄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现场。(新华社发)
12月10日在颁奖典礼晚宴上拍摄的莫言的获奖证书。(新华社发)
    核心提示

    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坐标振奋人心。它们,或以文学作品惊艳世界,或让古老剧种焕发新生,或用创新应用震撼网络,或借国际合作扬帆西渡,或将网游与文化精彩融合。它们的轨迹,折射出文化体制10年改革的累累硕果,也点映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未来走势。

    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时代中国的前行,需要文化引擎的动力;文化强国的建设,难离成功个案的突破。

    瑞典时间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许,颁奖仪式在瑞典王室乐曲《国王之歌》的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缓缓走入,与其他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就座。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马库斯·斯托尔克首先致辞,欢迎获奖者来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请……”当这句熟悉的中文,从瑞典文学院成员瓦斯特伯格口中滑出,全世界的目光瞬间凝聚到同一个人——莫言。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在领奖台上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持久,热烈!随后,现场乐队奏响了《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音乐厅里回荡着音符中的“中国元素”。

    “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的致辞,毫不吝惜对莫言的赞美。

    当地时间下午5时45分许,颁奖仪式结束,获奖者的朋友和家属纷纷上台合影,其中就有莫言的夫人杜勤兰女士。瑞典王室成员、政界领导人及其他各界人士共1500余人出席了此次颁奖仪式。

    独特主因

    中国式幽默独具魅力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不到两个月,他便迅速以傲人的2150万元版税占领了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眼位置。不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尺如何惹人争议,它的经济乘数效应都毋庸置疑,而且不分国界。

    莫言《生死疲劳》等3部作品瑞典版本的拥有者——鹤出版社借诺奖东风,彻底摆脱了财政窘境。现任总裁斯图勒布庸·古斯塔夫松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聘用了一家公司负责市场运营和销售,莫言的3部瑞典版作品重印量都在万本以上。”对比获奖之前的千册印数,只能慨叹世界变化太快。无怪乎已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莫言,仍被瑞典媒体扣上了“一夕成名”的帽子。

    机会不会青睐无准备的人,“一夕成名”的背后是作品的独特魅力。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地方戏曲,“那些神话和现实中的东方元素,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欢的地方。”《生死疲劳》瑞典版本的译者陈安娜说道。

    “莫言就是莫言。”西方文学界一直认为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影响,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却不认同,“莫言作品具有中国式的幽默,他有时不太会解释自己的美学。公平点说他的聊斋文化背景更强大”。

    马悦然的观点来自切身体会,在他第一次阅读《30年前的一次长跑大赛》时,大笑不止,“我从来没读过那么有幽默感的作品”。

    电影载体

    靠电影提高文学知名度

    文学与电影,魂体相应。相较于文字的转化难度,镜头语言显然有着更矫捷的身手,在不同文化间穿门过户。“莫言作品中在英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当数《红高粱》,这当然和电影的大获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介绍。

    1988年,电影《红高粱》惊艳了整个世界,连带将莫言和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一起捎出了国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日译本和瑞典文译本相继上市,成为莫言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作品。译者和出版商看中的是电影带火的图书市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被美国权威文学评论杂志《今日世界文学》评为该年度最佳外文小说。

    根据骆思典的观察,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机缘,或者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主动阅读中国小说的英语读者并不太多。当地的出版社,在营销上也不会特别为某国文学量身打造。

    因此,“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看来还是应当先靠电影等其他渠道提高知名度,而不能单纯指望出版商的推广。”骆思典这样总结中国文学出口的诀窍。

    翻译关键

    翻译不只是技术活

    酷爱中国文学的马悦然曾用10年时间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1900年—1949年中国文学作品简介,包括100篇短篇小说,100本戏剧,100篇散文等,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作品。采访时,马悦然抚摸着这套丛书,长叹道:“要是这里面的作品被翻译出来,中国作家早就得诺贝尔奖了。很遗憾,中文作品的翻译力量太弱了。”在瑞典,只有两个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

    但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不管是英文版的葛浩文、日语版的藤井省三,还是瑞典文版的马悦然、陈安娜等,都是拥有翻译专业技能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

    谈起翻译经验,译过《透明的红萝卜》的马悦然说得有点“玄”。他把作品一读再读,直到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声音,“自然而然在脑海里就有了一种适合表达莫言作品的瑞典语模式了”。为了更好地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马悦然还特意让莫言画出了作品主人公“黑孩”住在桥下匝洞里和他拉铁匠风箱的样子。

    骆思典更强调译者和作者的共振度。他很推崇葛浩文的译本,因为葛浩文的英文比较有张力,跟莫言原著中恣意的语言风格比较匹配,所以能够较好地译出神韵,避免走味。

    从中文到西文的转化,并不纯粹是技术活。“要将一部作品忠实地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除了对原著文字的理解外,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骆思典说,葛浩文与莫言一开始只是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这对翻译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后盾

    中国热让图书更亲民

    一个国人可能不知道的细节是,在以前的西方出版市场,中国作品的购买者主要是图书馆。考虑到销量和成本的问题,中国小说往往“精心打扮”成精装版,再“隆而重之”地走入图书馆的深院中,在一般的书店中难觅踪迹。比如精装的英文版《红高粱》,在亚马逊(网络交易平台)上最便宜也要近200美元,普通民众显然不会问津。中国文学的孤独,可想而知。

    市场的冷淡,令陈安娜3年呕心沥血译出《生死疲劳》瑞典文版后,只有承诺分文不收,鹤出版社才能在收支平衡的底线前开印1000册。

    但是,现在再到斯德哥尔摩的各大书店,书店的橱窗或主要图书展台上,都醒目地码着莫言的3本瑞典文译本。亚马逊也推出了莫言作品的简装本,售价不过7.95美元。

    这其中,当然有诺奖的催化效用,不过更宏大的引擎,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

    未来中国走向何处?这不再只是各国政要的命题,普通民众也渐渐关心起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文化,而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无疑是有效的渠道。

    “中国人如今终于可以放松了。”面对中国国内兴起的“莫言热”,陈安娜乐见其成,“以前中国人一直很关注何时获奖,现在目标实现了。更希望热闹之后,文学本身的地位能有所提升,能有更多的人喜欢阅读”。

    不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还不够大、距离还不够远,用陈安娜的话说,“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对等”。 在中国,一个文学教授如果不知道莎士比亚,会被人嘲笑。而在西方,一个教授如果不知道《红楼梦》,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希望随着中国与国际的交流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能够逐渐改变。”陈安娜说道。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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