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宛然在目。

    四伯家门口左右两侧有两排石凳，其实就是几块大青石和两个废弃的石磙，这便成了庄户人天然的聚餐场所。说是聚餐，其实就是到饭点儿，庄户人各自盛上满满一海碗的红薯饭或者捞面条，一字排开蹲在石凳上，一边稀里呼噜吃饭，一边天南海北吹牛。

    村子里的聚餐场所不是随便确定的。首先主家得爱干净，其次主家还必须见多识广，能言善辩，有威望。一旦有抬杠者互不服气，甚至摔碗撇筷时，主家能及时调解，压得住场面。

    四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他又有不同于一般农民之处，他看重教育，敬畏知识。

    20世纪70年代，我要从村西头穿街过巷到村东头的小学去念书。每学期期末考试，学校都会在四伯家对门大队部墙上发布红榜，我总能在人头攒动中，精准地锁定四伯那佝偻的背影，四伯正笑眯眯地看着红榜上头一个我的名字。看完他就笑着把我抱起来，从口袋里摸出几个枣或是几个花生给我吃，然后摸着我的头说那几句话：“好好上学，咱们家的孩子们就你学习好，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为家门争光。”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给四伯背诵我学会的第一首童谣，给四伯念的第一篇作文。当我屡屡给四伯炫耀我的作文时，四伯若有所思地说：“啥时你的文章能登到报纸上，把四伯写进去，我这辈子也知足了。”

    最后见到四伯，是他从乡下来城里参加我的婚礼。按习俗新人得向四伯行见面礼。我媳妇连喊两声四伯，他笑眯眯地盯着我看，激动得不知所措。在旁人的再三提醒下，他才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出带着体温的红包来。

    参加工作后，我也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可整日为了那所谓的事业奔波，写四伯的文章，却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才动笔成文。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四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