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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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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还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大家辈出。唐代,把文学的各种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读什么呢?我回答:“读唐诗吧。”

    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有了唐诗,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

    因为有了唐诗,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学界,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他们粗糙,但很挑剔。两句听不进去,他们就转身而去,重新吟诵起李白、杜甫。

    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自司马迁之后900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上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炽盛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维艰。但是,文坛和民众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

    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这种主张,乍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韩愈几经深思,得出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他甚至更透彻地说:“唯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己出”。

 

    22 清宫御医

    清宫帝后看病,有新的特点:一是皇帝多懂点医药知识,二是西医西药传入,三是汉医、蒙医、西医在交流。下面讲几个名医故事。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人,善医创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临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敷良药,伤渐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余矢,已经昏死,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很快苏醒。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清史稿·绰尔济传》卷五百二)蒙古医士,长于外科,跌打损伤,有独到处。

    伊桑阿,清乾隆年间,以正骨起家。伊桑阿教授徒弟的方法是,将笔管削为数段,包在纸里,打乱摩挲,使其节节都相接合。他用这种方法接骨,屡有奇效。凡内廷人员有跌打损伤的,命其医治,限日报愈,如果逾期,则受惩治。礼部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pāo,膀胱)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在蒙古医士中,以伊桑阿最为著名。

    耶稣会士马国贤,在前往热河途中,从马上摔伤,头部伤势严重。康熙帝派蒙古医士去治疗。蒙古医士对他头上伤口,用填塞烧焦棉花方法治好;对摔伤的肋骨处,突然泼冰水,促使其肋骨复位;对重伤的头骨,用带子绑头震动,使头部错位处复位,结果治愈了马国贤的病。

    皇帝是天下最难对付的患者。这种困难体现在三个方面:保密性严、疗效性高、风险性大。

    第一,保密性严。举一例。商景霨,浙江淳安人,明大学士商辂(lù)十世孙。商辂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是第一名。商景霨精医学,任太医院院判,医术高,多奇效,供奉大内数十年,不泄露禁中事,有询之者,唯曰“圣躬万安”而已。

    第二,疗效性高。宫中治病,首重疗效。如疗效不佳,常受申斥,甚至受到严惩。光绪帝崩前一年,因为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光绪帝心情烦躁,常对太医发泄不满。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第三,风险性大。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不测。御医入诊,视为危途,发生医患矛盾,有时性命难保。如明刘文泰任右通政,管太医院事,以药剂使用不当导致成化帝丧命,受到参劾,降为院判。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夏,弘治帝本来患热病,文泰误投大热之剂,弘治帝病加重,烦躁不堪,以至病死。正德帝继位,廷臣以“文泰一庸医,致促两朝圣寿”,奏请斩首,后改遣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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