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牡丹极盛，朝野上下，人皆爱之。但是谁第一个把洛阳牡丹进献到东京汴梁，供皇室内廷赏玩的呢？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

    苏轼《东坡志林》则说：“钱惟演留守洛阳，始贡花，识者鄙之。”他还写了《荔枝叹》诗，嘲讽钱惟演。注释《苏轼诗选》的陈迩冬、《说宋》的作者李国文、撰写《洛阳通史》的郑贞富等人，也都采用此说。

    《洛阳市志·牡丹志》则又说：“洛阳留守李相迪、钱惟演等还开始向皇室宫廷贡‘洛花’。”

    该相信谁呢？我只好又查书。

    《欧阳修文选》注释者陈新说：“洛阳始贡牡丹，苏轼《志林》记为钱惟演事，欧阳修是目击者，当以此记为准。”“此记”即“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

    目击者的记述应该是最可靠的，要不他怎么会对贡花派何人传送、如何包装、需要多长时间记述得那么详细清楚。当然，钱惟演也向东京进献牡丹花。但他任西京留守是在李迪之后，不能算作“第一个”。欧阳修写《洛阳牡丹记》时，苏轼尚不满十岁。苏轼认为钱惟演为“始贡花”者，怕也只是听说而已。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北宋当过西京留守，又向东京贡花的人中，没有叫李相迪的人，倒是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叫李迪的人。他与钱惟演、王曙先后为西京留守，真宗、仁宗两朝多次为宰相，当欧阳修撰写《洛阳牡丹记》时，他已外放徐州，当地方官去了，所以欧阳修称他为“今徐州李相迪”，相当于说“现在在徐州做官当过宰相的李迪大人”。这应该是一种尊称。所以，有关志书应当是把李迪的名字搞错了。

    至于陈迩冬在注释《荔枝叹》时说“钱、丁、蔡都与作者（指苏轼）同时同朝人”，也大有问题。丁、蔡二人且不论。钱惟演生于公元962年，卒于公元1034年，苏轼则出生于公元1037年。也就是说，钱惟演去世后三年，大诗人苏轼才出生，这怎么能说是“同时同朝人”呢？

    有伟人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看来，读书做学问也是一样，还真“不敢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