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和一群人到某县办事。那里果然是酒乡，天天被招待喝酒，晕了醒、醒了再晕。一周多后，对方派一面包车送我们回去，上车前又买了几瓶杜康。上车后发现没有酒具，有人下车买了两三斤橘子。拿橘子下酒之余，还将橘子一掰两半当酒杯，由一人托着，大家在汽车的颠簸摇晃中猜拳喝酒。

    1992年，我和朋友下乡，讨回了一笔100块钱的欠账，很激动，决定把这钱拿去喝酒。我们买了两瓶白酒，到了同学宋的单身宿舍。

    没有酒桌，一个柳编苹果篓扣在地上就是；没有酒壶，拿个暖水瓶的铝外盖，用手捏出个歪嘴；酒瓶盖，天生就是个酒盅，虽然有点剌嘴，还凑合吧。

    我们四五个人吧。中间还有人又出去买了酒，就这样快乐地喝啊喝啊，一直从头天下午喝到第二天一两点，终于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这时有人说，出去吃点东西吧。下楼上街，天上正往下浇着瓢泼大雨。正在兴头上，大家挨个儿溜着房檐儿往街上跑。所有人浑身透湿，衣服粘在身上，密布鸡皮疙瘩，但都神采飞扬。宋的拖鞋帮子跑掉了，有人高兴地将其一踢老远。宋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找到了鞋底，弄根绳子绑在脚上穿着走，大家都哈哈笑……

    这几件事，常被我记在心上，作为曾经的青春印记。快意的酒局，可算作纯真无邪的记忆吧。

    我乡多山多水少土，风景秀美却粮食不足自给，所以向无酿酒传统。然而，我乡人好酒，远近闻名。县城里领时代潮流的“仙儿”，一定是酒场上的人物。我初中时的同学宏，别人结婚时做酒陪，喝酒就凉水。酒“咚咚咚”下肚，凉水“咚咚咚”顺下去，气势让人叹为观止。

    但是快意酒场之外，险事、糗事也少不了。

    一同学结婚，在距离县城四五公里的学校，我骑自行车前往贺喜。喝醉了骑车返回，兴奋得双手丢把，途中超越数辆大卡车、翻越数十个沙丘，还安全骑下一段长坡。一同学担心我摔倒，骑车紧随我，他自己却摔了好几跤。

    在酒驾还不算触犯刑律的日子里，我还曾酒后驾车。我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去接人，接到人后发现车门上被撞了一个很大的坑。开车去修理厂，结结巴巴地对老板说：我停着车，不知道谁给我撞了一下。老板斜着眼睛看看我：谁给你撞的你不知道？是你自己撞到树上了！多亏你撞的是树，要是撞的是人，那可就不得了！

    我回老家，涛见了极喜欢，找一帮人陪我喝酒。涛醉了，我们不让他开车，他说没事儿，我不开，你们先走吧。我走了，后来听说，一辆小车从桥上掉到了河滩里。那车就是涛开的，车子基本报废，万幸的是，涛受轻伤。

    这些快意、豪迈而又可怕的往事，就从我的生命和记忆里一件件经过。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在。而我，真的开始怀疑白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家乡的“酒文化”了。

    2006年，礼仪专家金正昆教授来单位授课，说：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与其社会成员的酒量成反比。是这样的吗？我的老家是不文明的吗？

    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县，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凭着热情、实在、厚道与城里城外的人打交道，因为不懂得技巧，只管表现豪迈和勇敢，而这种豪迈和勇敢的直接显现，就是酒量，而且主要是白酒酒量。通过开矿富裕起来之后，很多人也通过喝酒来表达惬意和激动。

    可是，酒在给我乡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灾难。一位朋友对我说，县城里最早的一批“酒仙儿”，几乎全部死在酒上。

    好在，时代推移，越来越多的我乡人远离了白酒。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逢酒必醉”变成了“浅尝辄止”，“感情深，一口闷”被“只要感情有，喝啥都算酒”替代。人们在慢慢转向追求相对形而上一些的快乐。

    所以，我接受了一位本乡好友的建议，先把白酒戒了，至少不再主动喝了。啤酒、黄酒、红酒，还可以喝吧，喝酒作为人生乐趣之一，不舍得彻底放弃。但为了自己、为了孩子，还为了能够再做几天梦的季节，少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