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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外国美学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那一幅匆忙涂成、纷乱迷离的墨迹,即使不诵文句,也能成为后人的心理兴奋图谱和心理释放图谱,居然千年有效,并且仍可后续。
为此,我曾与一位欧洲艺术家辩论。他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审美太俗,永远是大红大绿、镶金嵌银。”
我说:“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几千年仅用黑色,勾画它的最高美学曲线。其他色彩,只是附庸。”
说到这里,我想不必再多谈颜真卿了。他的楷书,雄稳饱满、力扛九鼎,但有了《祭侄稿》,那些就都成了昆玉台阶、青铜基座。
顺便也要对不起柳公权了。本来他遒劲的楷书也可以说一说的,何况我小时候曾花两年时间临过他的《玄秘塔碑》。但是,后人常常出于好心把他与颜真卿拉在一起,提出“颜筋柳骨”的说法,这就把他比尴尬了。同是楷书,颜、柳基本属于相近风格,而柳又过于定型化、范式化,缺少人文温度,与颜摆在一起有点相形见绌。文化对比,素来残酷。
柳公权的行书,即便没有与颜真卿进行对比,也不太行。例如他比较有名的行书《兰亭诗》就有字无篇,粗细失度,反觉草率。
唐代还须认真留意的,是草书。没有草书,会是唐代的重大缺漏。
我说的是唐代的重大缺漏,而不是研究者的重大缺漏。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牵涉到书法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了。
伟大的唐代,首先需要的是法度。因此,楷书必然是唐代的第一书体。皇朝的最高统治者与绝大多数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都建立过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形,在其他文学门类中并没有出现过,而在其他民族中更不可想象。上上下下,都希望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一个方正、端庄、儒雅的“楷书时代”。这时“楷书”已成了一个象征。
但是,伟大必遭凶险,凶险的程度与伟大成正比。这显然出乎朝野意料,于是有了安史之乱的时代大裂谷,有了颜真卿感动天地的行书。颜真卿用自己的血泪之笔,对那个由李渊、李世民、李治他们一心想打造的“楷书时代”做了必要补充。有了这个补充,唐代更真实、更深刻、更厚重了。
这样,唐代是不是完整了呢?还不。
把方正、悲壮加在一起,还不是人们认知的大唐。至少,缺了奔放,缺了酣畅,缺了飞动,缺了癫狂,缺了醉步如舞,缺了云烟迷茫。这些,在大唐精神里不仅存在,而且地位重要。于是,必然产生了审美对应体,那就是草书。
想想李白,想想舞剑的公孙大娘,想想敦煌壁画里那满天的衣带,想想灞桥、阳关路边的那么多酒杯,我们就能肯定,唐代也是一个“草书时代”。
42 国宝南迁(上)
中华国宝,荟萃皇宫;文物精品,天府永藏。但是,辛亥鼎革,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历经艰难。从清朝皇宫演变为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所收藏的宝物,成为博物院的藏品,从而成为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宝。从“宫”到“院”,这条道路,走了百年。
中国故宫文物,有着历史传承。元大都宫殿,承袭金中都和南宋临安宫殿的文物。元亡明兴,明亡清兴,宫廷文物,前后连续。民国以后,清宫文物,遭受三次大的浩劫:
第一次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等的劫掠和焚毁。仅伦敦大英博物馆就收藏有3万多件中国文物,其中直接从圆明园掠夺的文物达2万多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圆明园文物达3万多件。
第二次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经过这两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
第三次则是逊帝溥仪出宫之前。辛亥革命后,根据《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逊帝溥仪仍“暂居宫禁”,宫里文物珍宝,仍由皇室占有。因此,“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从1922年7月13日到12月12日,仅5个月时间,就运出宫外大量名贵字画、古董,其中字画总数1000多件。又将乾清宫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运走,有200余种。
1924年10月22日夜,冯玉祥倒戈,密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他们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清室即日移出宫禁”,并由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等负责执行。11月5日下午4时10分,交出传国玺、宫殿,遣散部分太监、宫女后,溥仪及其妻妾等由御花园走出,登上国民军准备好的汽车,到了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今宋庆龄故居)。
11月7日,临时执政府发布命令:清理原宫内公产私产,昭示大众。善后委员会由政府和清室双方人士组成。点查清宫物品,以宫殿为单位,逐件编号,依序登录。经过5年多时间,清宫物品清点结束,随后出版《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6编28册。清宫遗留物品,有117万件之多,留下完整记录。这些文物就成为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在乾清宫前举行隆重典礼。这一天,神武门上镶嵌李煜瀛手书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当天正式开放。自永乐建宫500多年来,人们第一次可以游览故宫中路三大殿和后三宫以及西六宫、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两天内前来参观的多达5万人。同时,筹建故宫博物院两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