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在中共汝阳县委工作期间，每年“双夏”“三秋”季节，县委都要抽调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每次下乡县里总要把我派到副县长段文华分包的乡村，原因有二：一是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曾在洛阳地委当过农工部副部长，后调汝阳县任副县长、副书记（人们喊他老县长），他不仅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而且热衷文学创作，我俩有不少相同之处；二是当时我在县委通讯组当组长，常同老县长一起研究县里的通讯报道，他经常出思路、定题目，跟他下乡我不仅能照顾他，还能学到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汝阳县委机关只有一部从地委分下来的美式吉普轿车供主要领导乘坐。办公室规定，一般领导下乡，只送不接。我跟老县长下乡能享受特殊待遇，机关年轻人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有一次下乡，因为小汽车没在机关，办公室安排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王坪公社。这里没有平坦大道，沿途尽是坑坑洼洼的小沟沟，走几十里脚都不会干。爬坡登山全是羊肠小道，途中老县长不知摔了多少回。每当我弯腰扶他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没事儿，不用扶我，当年在山西抗日时，那路比现在险得多。

    老县长下乡吃饭很简单，一般是走到哪就在哪吃，他不是在公社食堂吃，便是在农村小学食堂吃，有时还跟农机手们在田间地头吃一锅饭。每次吃饭前，他总是把自己的粮票拿出来交了，饭钱由他统一结算。他说，你工资低（我当时每月40元工资），下乡照顾我就够累了，我每月106元工资，不能再叫你拿饭钱。

    有一天中午，我们来到一家路边饭店，因为不想再进村麻烦干部了。掏粮票时，我身上只有4两，老县长口袋里没粮票了。卖饭的说，没粮票可吃不成饭。我说，出钱多点行不行？卖饭的说，不行，上边知道我们店卖高价粮票是要处罚的。老县长听了二话没说，饿着跑了十几里路到家。老婆埋怨他说，当县长的怎么连饭也混不上啦？老县长严肃地说，政策有规定，谁也不能瞎胡闹！

    一天中午，我们翻山越岭来到海拔1300米的岭南山庄，了解山区“小秋收”和农民生活情况。晚上回不去了，生产队长老郭把我们带到一个年过半百尚未娶老婆的单身汉家吃饭。吃饭时，他端来两碗能照见月亮的野菜汤，每人又发给一个柿糠饼子。饭后，他问我们，吃饱了没有？老县长摸了摸嘴巴说，饱了，饱了。单身汉又问，那饼好吃不？我说，怪甜，怪甜。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姓秦的饲养员家的饲养室里，屋里拴着两头牛，墙边放着一张简陋的床，饲养员走后，我俩一条被子和衣而睡。晚间山风呼呼刮个不停，屋内寒气袭人，身上直发抖，冻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天微明我们就起床了。饲养员问我们晚上冷不冷？老县长风趣地说，你一个人还不嫌冷，我俩挤在一起也不觉得冷。就这样，我和老县长在深山沟里待了半月，后来回机关写了调查报告，由地委转发，在全省推广了。

    老县长经常下乡走访，同群众打成一片。一次他下乡到三屯公社，社长听说县长来了，想在晚上叫食堂做点下酒菜，热闹热闹。老县长说，在一块热闹热闹可以，但不能用公款。说罢，他掏出五六块钱，叫我跟公社通讯员上街买了下酒菜，还有一瓶老白干。饭桌上大伙谈笑风生，一片欢声笑语。席间不断有人向老县长敬酒，老县长脸上泛着红光，举杯同大家干个不停。

    几十年过去了，跟老县长下乡的往事仍记忆犹新。我记得我们一起研究写的《汝阳养猪三状元》发表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合作写的《汝阳水利建设全面展开》在《人民日报》刊发还配发了评论……印象更深的，还是老县长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