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天下名。洛阳人爱花的习俗，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远古曾有以蜜蜂为图腾的部族，蜂采百花为蜜，自然由从对蜜蜂的崇拜延伸到对花的热爱。古代“华”“花”二字通假，这便是华夏民族名字的由来。中原作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显然也奠定了洛阳人爱花的基础。

    商周时，洛阳出现了“花囿”，就是指围地使花木禽兽繁衍，成了园林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私人园林和寺庙园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芳林园和金谷园。芳林园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所建，《水经注》注文载：“……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金谷园为西晋石崇的私人园林，潘岳《金谷诗》曾描写金谷园“……前庭树沙棠，后院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

    隋炀帝建“西苑”，北起邙山，南抵伊阙诸山，西至新安县、宜阳县境，“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海记》），冠绝当世。唐高宗建“上阳宫”，不仅宫殿壮丽巍峨，还广集天下名花异草，四季常艳，唐代诗人王建曾咏诗云“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

    唐代，是牡丹在洛阳种植的繁盛时期，这与武则天对牡丹的喜爱有直接关系。是时，武则天立洛阳为神都，下令移牡丹至洛阳。唐代著名文学家舒元舆在《牡丹赋并序》中曾记述“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

    武则天此举，不仅留下牡丹仙子抗命不尊被贬出长安发配洛阳的传说，还让牡丹就此成了最受洛阳人喜爱的花卉。唐代洛阳牡丹盛极一时，所以诗人刘禹锡留下“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千古佳句。

    到北宋年间，洛阳名园荟萃，北宋李格非所撰《洛阳名园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知名的园林：富郑公园、董氏西园、东园、刘氏园、丛春园、归仁园、李氏仁丰园等等，且“凡园皆植牡丹……至花时，张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

    欧阳修也对当时牡丹之盛况做了全面描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由此“洛阳牡丹甲天下”之名便流传于世，享誉四海。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洛阳成为历代王侯将相、文人学士的荟萃之地，如赵普、吕蒙正、张齐贤以及吕夷简、吕公著、富弼等都是洛阳人，王拱宸罢相后退居洛阳，文彦博罢相后任西京留守，文学家欧阳修、苏辙贬职后任洛阳推官，史学家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寓居洛阳，理学家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等也长期在洛阳居住。

    每当牡丹竞放之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幕，笙歌之声相闻”，真是“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不仅白天看，还要“夜惜衰红把火看”，甚至雨中也“劝君披取渔蓑去，走看姚黄拼湿衣”。

    “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今天，牡丹花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不仅每年举办牡丹文化节，而且各种以牡丹为媒介的文化产业也蓬勃发展。

    孟津平乐，全村人均画牡丹，全国闻名。昔日的农人擎起画笔，绘出一幅幅国色天香的牡丹画，那画纸上一朵朵惟妙惟肖的牡丹，让无数观者惊叹不已。美轮美奂的牡丹瓷，以瓷为载体，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牡丹的形态和神韵，让牡丹绽放在瓷盘之上，被誉为“开不败的牡丹花”。

    牡丹不仅能观赏，还能让来洛的游客品尝，以牡丹花酱为原材料制作的牡丹饼，含牡丹之神韵，聚国花之芬芳，口感酥、松、绵、软，是独具特色的健康美食。许多牡丹深加工产品和融合牡丹元素的工艺品如牡丹化妆品、牡丹剪纸、牡丹刺绣、牡丹三彩、牡丹玉石等也已走向市场，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

    牡丹，已由单纯的观赏花卉，渐渐延伸为以花为媒，与经贸、科技连为一体，促进洛阳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和交流的媒介和平台。正是“雍容花王艳千年，何曾名贵似今天。花赖国威香四海，国因花红更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