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东汉末年，原先一直在皇宫内传播的黄老之学逐渐变成宗教性的黄老道。黄老道传至民间分为两支：一支为张陵的天师道，一支为张角的太平道。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正式形成。

    张陵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是汉留侯张良的八世孙。他在洛阳邙山老子祠长期研读《道德经》，终在四川青城山打出“天师道”大旗。张角为河北巨鹿人，他组织太平道后，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建立黄巾军，发动黄巾起义，差点攻占洛阳。从此，东汉政权一蹶不振，终为各地豪强所架空，名存实亡。

    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建都洛阳，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吸取黄巾起义的教训，对道教与佛教一律明令禁止。直到魏明帝曹叡（ruì）即位，才逐渐废除禁令，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尊佛崇佛。

    魏明帝为何由禁佛变为崇佛？相传洛阳宫西有一座佛塔，魏明帝要拆掉。这天，一位胡僧求见，劝他不要拆塔，并宣扬佛法普渡众生的好处，明帝不以为然。胡僧随即以金盘盛水置于殿前，将佛舍利投于水中，顿时，金盘水中五色光骤起，光彩夺目。胡僧双手合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光色愈发奇异，经久不息。明帝见状大惊，以为佛祖下凡，连称“罪过”，朝胡僧便拜，不但一改毁塔的初衷，而且大赞佛教。自此，佛教得以重新公开传法。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董卓曾一把火焚烧洛阳城，“悉烧宫庙，场府荡尽”，方圆百里“尽成瓦砾灰烬”，白马寺等佛寺概莫幸免。青龙二年（公元234年），魏明帝大兴土木，营建新宫殿、台观，大修园林。与此同时，以白马寺为首的一批寺院相继重建或新建，洛阳又一次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

    这一时期，天竺和西域的僧人多有来洛阳从事译经传法者，著名的有支谦、昙柯迦罗等。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他实际上已是洛阳人。他出生在汉灵帝时归籍汉朝的大月氏民族家庭，祖父法度因屡建战功被授“率善中郎将”，全家随祖父定居洛阳。支谦从小就对汉文化耳濡目染，精通汉语，后又兼学梵书，精通西域六国语言，为当时学者所惊叹。他曾拜同族学者、高僧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为师，学习佛教教义，通达大乘佛教的理论，与支娄迦谶、支亮并称为“洛阳三支”，时传“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进入三国时期，中原一带兵事如家常便饭，支谦同族人避乱南渡东吴。史载，支谦去东吴时，已是寒冬，离开洛阳那天只带了一条被子。有一位客人与他同行，什么也没带。夜里，支谦见客人冻得浑身发抖，便请客人与自己同被而眠。不料，趁支谦熟睡之机，客人夺被而逃。天明之后，同伴们问他：“你的被子呢？”支谦答：“昨夜被客人偷跑了。”同伴们说：“你为啥不告发他？”支谦答：“我如果告发了他，官府肯定要以抢劫来判他的罪，难道因一条被子就去杀一个人吗？”同伴们听了，都对支谦的高尚德行肃然起敬。

    支谦抵达东吴京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吴主孙权听说他学识渊博，有才有德，立即召见，并就佛教教义的一些说法向他请教。支谦回答问题时旁征博引，丝丝入扣，孙权深受启迪，即拜为博士，请他在东宫辅导太子孙登研习佛法。

    支谦把大量精力用在翻译佛教经典上。据载，从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到建兴元年（公元252年）的30年中，他新译、重译的经典达36部,计有《无量寿经》2卷、《须赖经》1卷、《维摩诘经》2卷等。

    支谦深谙音律，十分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赞菩萨连句梵呗》。梵呗，是用天竺语唱的佛教歌曲，它按佛经中的短偈来歌颂，并用管弦伴奏，歌声曼妙动听，余音绕梁，对弘扬和普及佛教起到重要作用。可惜，支谦创作的梵呗在梁代之前已失传。

    昙柯迦罗是正宗的天竺高僧，曹魏嘉平年间来到洛阳。他首传佛律，使得中国佛教逐渐成为独立成熟的宗教，从而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