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制礼到孔子为“克己复礼”奔波一生，都是为了给社会带来福祉：控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社会的安宁幸福，除天灾莫测难防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用权的正邪。仁政爱民，造福民生；暴政施虐，黎民涂炭。权力摆布社会，左右百姓；优化权力，是制礼的福民初衷和实践的最高境界。

    礼，以道德倡导，勉人自尊自爱，修持美德。礼，以礼仪规范，促人自省自律，禁欲守法。周公制礼，尤其重视对上层人士的训诫、对掌权者的规范。倡导官德，是对官员的制度管理和心灵管理。

    我们这里讲的礼，是指礼乐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具体的仪式条款。周礼繁缛，吉、凶、军、宾、嘉，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礼仪形式。吉礼，是对神祗和先祖的祭祀；凶礼，是丧葬祭祀和对天灾人祸的哀悼；军礼，是战争或田猎启动的仪式；宾礼，是诸侯朝见或会盟的礼仪；嘉礼，是婚娶、加冠、饮宴、庆贺等活动仪式。周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事事处处都有礼仪的要求。我们讲的对权力约束的礼，不是此类繁文缛节的形式，而是礼治精神，是掌权的理念和用权的态度。

    收录上古文件，有诸多周公言论的《尚书》和追述礼乐倡导和实践的《礼记》，对掌权为公利民，用权勤政宽刑，都有周详的记录和具体的要求。《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掌握权力，是为了天下的稳定昌盛，所以，要推举贤能者掌权。尧舜禅让，就是先圣为后世树立的榜样。德盛则治，德废则乱，道为治本，欲为乱根。对官员来说，自身高尚的道德修养，是行政清明的保证。所以，《尚书》提出“任贤不贰”，权力要交给贤明的人，这道理不能改变，这是优化权力的根本措施。

    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人品的好坏，影响更大。《尚书》云：“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高官失德，给社会带来的灾祸，犹如狂风烈火，焚毁的后果更为惨重。“王者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王者造孽，灾祸连年，卿士贻害，长达月余，师尹过错，则在一时。因为，对于道德沦丧的官员来说，揽权之欲与威势俱增，嗜利之心随欲增长，胃口随官位的步步高升越来越大。所以，对贪官，老虎蚊蝇一起打，打老虎则显得更为重要。

    礼，是对官德的根本要求，是对民众的关心和爱护。对此，《尚书》反复叮嘱：“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不要用歪门邪道的手段，骗取百姓的称誉，不能以损害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满足自己的欲望。《尚书》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对百姓，要“若保赤子”，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人有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要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解决问题在前，不要等到怨声载道，沸沸扬扬后才去补救。仁政惠民，关键在于与民同甘共苦。

    《礼记》具体规定：“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君上用膳不应有三牲肉类，马儿喂草，不喂粮食，大道旁的野菜青草不要铲除。祭祀不悬钟磬，士大夫不食精美的粮食，不饮酒奏乐。同时，仁政惠民，对无权无势的百姓“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要体恤他们有苦无处诉的苦衷，更不能嫌其穷困，不管不问。周公嘱咐成王要宽厚待人，惠及百姓，只有这样，即使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也会闻讯前来归附。仁政归心，方能造就《论语·为政》中所描绘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的境界。

    劝勉勤政，也是权力优化的礼治要求。《尚书》殷殷叮咛：“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沉湎享乐。要学汤王思虑国事，坐以待旦；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心思要用在强国利民的功业上。

    倡导宽刑慎罚，更是礼治对权力控制的关键。对权力的运用，《尚书》首先提出：“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权力不是一己私有之物，也不应受个人意志的摆布。手中有权，不可持权作威作福，不可仗势欺人。《尚书》还记叙了许多有关刑罚的理念，这些古老的智慧，深蕴现代意识，读来令人赞叹。如《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刑期于无刑”，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刑罚，期待人间不再发生罪行，不再动用刑罚。《尚书》云：“无简不听。”证据未经核实，不能定罪。“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斩杀无辜，不如搁置法律。《尚书》还进一步提出“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疑点未能排除，处罚要轻一点；成绩尚待落实，奖励可重一点。通情达理，人性化的理念，启迪后世，智慧永存。

    礼与法，有待互动。刑罚是对犯罪的禁止与惩罚；礼治是对犯罪的劝诫和防范。正如《礼记》所说的：“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礼，杜绝邪念，是禁乱的根本，禁乱与止水一样，要在水的源头上加以防范。

    继承礼乐文化精神的儒家，倡导仁治，反对暴力和严刑峻法，为君权设置道德屏障和法度约束。回顾历史，两宋君权，曾一度出现虚君纳谏的景象。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誓约，藏于太庙之中，要求嗣后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jí）之”。处士横议之风的倡导，正是对权力的约束。宋代君臣共定国事，已成制度。宋儒相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只拥有象征性的主权，宰相才实际执掌国政。虚君实相，是对君权的约束，这是宋代能出现众多贤能有为宰相的缘由。同时，宋代社会自治的构建也空前繁荣，地方制订乡约，礼治风行，化民成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序良俗，这正是礼俗优化权力的难得景象。

    礼是权力的笼子，当然，这笼子也仅止于道德的约束和制度的约束。《庄子》说：“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庄周想象神奇，让天地都成为笼子，天下万物就无所逃遁了。那么，使权力无所逃遁的无所不在的天下之笼，是什么呢？科学的回答应该是：以法治国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