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朱士行是第一位西天求法的汉僧，历经艰辛，只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西行已跨越两个朝代。弗如檀将《道行般若经》送回洛阳那一年，已是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待到翻译修订为正本公开传诵时，已是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前后历经44个年头，可见这部经来之不易。

    弗如檀回洛后，先将此经存放于白马寺，三年后又送到许昌寺，再过两年又送到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的水南寺。直到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这部经才由洛阳居士、晋籍天竺人竺叔兰与于阗僧人无罗叉共同译出，汉文经典改名《放光般若经》。之后，竺叔兰又与高僧竺法寂合作，考校译本，修订为正本。

    竺叔兰原籍天竺，其祖父娄陀是天竺国忠臣，因国难而遇害。父亲达摩尸罗携妻及身为沙门的妻兄逃至中国西晋都城洛阳定居，生下叔兰。叔兰自幼聪明善辩，掌握胡、汉两种语言，并向舅舅学习佛经，一听便可领悟。

    竺叔兰生性轻狂，好游玩打猎，不加节制，嗜酒成性，每次都狂饮五六斗才觉得舒坦，常大醉于路旁，不省人事。一次，他打猎遇虎从马上坠下，折断了右臂。还有一次，他酒醉后到河南郡门呼叫，被拘禁下狱。时河南尹乐广正与宾客宴饮，闻此叫人把叔兰带上来，问：“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说：“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以侨旧？”乐广又问：“饮酒可尔，何以狂乱乎？”叔兰答：“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乐广大笑称善。时坐客中有人又问：“外国人哪得面白？”叔兰说：“洛阳人面黑尚不疑，仆面白复何怪耶？”于是宾客皆叹其机智，遂释放了竺叔兰。

    竺叔兰的不良嗜好终于酿成了灾祸。有一天，他突然无病暴死，父亲痛不欲生，沙门舅舅立即赶来为他念经超度。念了三天三夜，竺叔兰起死回生。他醒来自言，这都是猎杀动物太多而得的报应，多亏舅舅为他赎罪。从此，他改邪归正，皈依佛门，钻研佛教典籍，一心向善。

    竺叔兰与他人合译《道行般若经》，并最终确定为《放光般若经》正本后，支孝龙缮写。支孝龙，原名法龙，晋代淮阳人，后定居洛阳，才华横溢，又写的一手好字。《放光般若经》没有品目，洋洋洒洒写在14匹细绢上，支孝龙抄写，分为20卷，并一连抄写了5部。抄完这5部经后，支孝龙已熟悉经文全旨，成了一名无师自通的经师，声名远播。

    西晋时期，与竺叔兰、支孝龙齐名的译经高僧还有竺法护。竺法护梵名达摩罗察，是世居敦煌（今甘肃敦煌）的月氏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后师从竺高座，改为师姓。

    竺法护自幼聪慧、博闻强识、刻苦践行，不但通达儒家经典，而且对儒家典籍也进行了深入钻研。他感到当时的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实在是遗憾，因此，他发大誓愿，西行寻法觅经。在西域各国，竺法护习得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经典原本，并将所有梵本经文都运回中国。他在途中就开始翻译，一路手不释卷，笔不停顿。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竺法护来到洛阳白马寺。在这里，他译经三年，译出《宝结经》2卷、《勇伏定经》2卷、《如来兴显经》4卷等诸多经典。他译经种类繁多，几乎囊括当时西域流行的所有要籍。他译经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十分惊人。这也得益于他有一个亲手培养的良好的译经班子。

    译经班子有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陈士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这父子俩既懂梵语，又善汉文，常常参正文句，还对译文原稿重叠烦琐的加以整理删改。聂道真还把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人所称《聂道真录》。

    竺法护的翻译风格是忠实于原本而不厌其详，一改以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因而更受佛教信众的推崇。他译出《正法华经》10卷后，人们相互传诵，很快传遍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抄写此经后，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等人手执经文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诂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在洛阳东牛寺召开施主大会，竺法护亲自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与会者无不欢——赞誉他为“敦煌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