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 李玉明

    刘邦当了皇帝后，群臣饮酒争功，喝醉了大呼小叫，拔剑击柱，刘邦毫无办法。儒生叔孙通进言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虽然不喜欢儒生，万般无奈只好同意让他试一试。

    叔孙通到孔子的家乡鲁地，找了三十个精通礼仪的儒生进京，加上自己的弟子和朝中宦官乐官等共百余人，到野外空旷之地，演练朝臣朝拜皇帝的礼仪，一个月后，向刘邦奏报可以施行。这时，正好长乐宫落成，刘邦决定在长乐宫落成典礼上施行这套礼仪。是日，微曦初露，诸侯群臣毕集，由礼仪官引入殿门，按位次立于东西两厢；大殿内，宦官、宫女手持玉如意各就各位，二十名侍卫目不斜视，表情肃穆；三声炮响，六匹马拉的御辇驾临，刘邦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由宦官、宫女搀扶缓步入殿，端坐于龙椅之上。朝拜开始，礼仪官一声令下，诸侯群臣皆匍匐在地，三跪九叩，高呼万岁。礼毕，行酒，觞九行，御史执法，有敢喧哗失礼者逐出朝堂，莫不振恐肃敬。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赏赐叔孙通五百金。

    国事搞定，家事又让刘邦头疼了。原来，刘邦之父刘太公也住在京城，刘邦五日一见，行父子礼。太公管家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太公于是在刘邦又来时，拿扫帚打扫院落，背对他不让行礼。刘邦大惊，急问究竟，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刘邦又征询儒生意见，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他再向太公行礼就名正言顺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这两件事说：“礼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纲纪正焉。”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明君贤相安定国家都是从确定礼仪入手的。

    赵憙（xǐ）主持国丧重礼仪。《后汉书·赵憙传》载：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太尉赵憙主持光武帝刘秀丧事。当时礼仪不备，诸侯王与太子刘阳坐在一起恸哭，君臣不分；藩国使臣出入宫院与朝臣无别，内外不分。赵憙正色立朝，发布三条禁令：其一，诸侯王立即离开太子，保持距离，以明尊卑；其二，将藩国使臣分别护送至京城周围各县安置，不得擅自入朝；其三，严守宫门，有冲撞宫门者立即拘捕。这三条禁令使丧葬大典顿时肃穆起来，太子顺利即位，天下安定。

    范仲淹以礼仪谏天子。《宋史·范仲淹传》载：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然后御天安殿受百官朝拜。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天子与百官同列跪拜皇太后，违反礼仪，于是上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而行家人礼可也。今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但仁宗碍于母子情面，看到奏疏一言不发；范仲淹又上疏请太后还政于仁宗，仁宗看后还是一言不发。范仲淹于是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遂出为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一带）通判。他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极力匡正朝廷礼仪，是因为明白礼仪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郝处俊谏劝高宗重礼教。《旧唐书·郝处俊传》载：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九月某日，高宗李治设宴大会群臣。为调节宴会气氛，诏令将乐队分为东西两朋，次子雍王李贤为东朋领队，三子周王李显为西朋领队，比赛乐器鼓吹，一决胜负。中书侍郎郝处俊谏劝道：“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递相夸竞，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他认为皇子身份贵重，应该成为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而与俳优们混杂一处争竞高低，是有失皇家体统的。高宗恍然大悟，立即命令停止比赛，同时也看到了郝处俊可任大事，不久，提拔郝处俊做了中书令（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