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李玉明

    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三子李治。

    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不知礼义，所为多不法，屡次受到太宗谴责。次子魏王李泰见太子失宠，又是个瘸子，“潜有夺嫡之志”，暗结朝臣以为朋党。唯有晋王李治循规蹈矩，彬彬有礼。

    李承乾见李泰威逼日甚，乃暗结吏部尚书侯君集等，密谋刺杀李世民夺取皇位，阴谋败露，被废为庶人，但揭发李泰：“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中。”李世民彻查李泰非礼不法之事后，召集举朝六品以上官员询问：“承乾悖逆，泰亦凶险，谁可为嗣？”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于是，李治被立为太子，而李承乾、李泰被终身囚禁。

    《资治通鉴》记述的这段史实告诉世人，李承乾、李泰、李治兄弟三人，一母同胞，命运迥异，差别就在于知礼与非礼。

    孔子说：“所谓礼，就是对事物的治理。没有礼，人们的行为举动都失其所宜。”他训诫弟子们：“不知礼，无以立也。”认为知礼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素养，不知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他还告诉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就达到了礼的要求。鲁定公向孔子请教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指出君王虽然尊贵但只能以礼对待臣下，因为臣下也有人格尊严。

    《礼记》对礼的重要性做了更深刻的阐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又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并做了这样的比方：“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认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就是知礼有礼。

    在中国历史上，即使贵为君王，因无礼而亡国失位甚至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资治通鉴·汉纪》载：刘邦征讨韩王信，回师途中路过赵国。赵王张敖乃刘邦女婿，对刘邦执子婿礼，甚为恭敬，刘邦却对张敖肆意谩骂，侮辱无度，极其无礼。赵国丞相贯高等人看不下去，于是决意刺杀刘邦。不久，刘邦路过赵国柏人县，居于馆舍中，贯高等人藏于馆舍厕所中准备行刺。刘邦正要就寝时，忽然心绪不宁，询问侍从：“县名为何？”侍从曰：“柏人。”刘邦似有所觉：“柏人者，迫于人也。”即刻离去，才免于一难。司马光评论此事说：“高祖骄以失臣。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庄公时，大夫崔抒之妻美丽，庄公与其私通，后来竟色胆包天，不顾君王之礼，经常到崔家与其淫乱厮混，举国皆知。崔抒不堪其辱，于是埋伏甲兵，一日庄公又来，崔抒怒而弑之。

    这些史实验证了孟子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与此相反，学礼知礼并能以礼规范言行的人，就能够和谐地融入社会之中，不但可以远离灾祸，而且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

    《资治通鉴·汉纪》载：汉景帝时，太子太傅石奋及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景帝于是称呼石奋为“万石君”。石奋治家以礼，子孙们在外做官，回家看望他时，他总要穿戴好朝服才接见，称官职而不呼其名；子孙有过失，他端坐案前不说话不吃饭，子孙们互相批评后，脱了上衣跪下决心改过，他才说话吃饭；子孙们成年后，与他相处必须衣帽齐整，即使在家中也不能稍有差池。

    结果石奋的四个儿子都被训导成学礼知礼的正人君子。其长子石建为郎中令，经常趁没有旁人时直言不讳地谏劝景帝，言辞激烈，在朝堂上却十分恭敬有礼，言辞有度，为的是维护景帝威望，景帝因此很敬重他。其少子石庆为内史，一日为景帝御车外出，景帝问有几匹马，他当然知道是六匹马，但为了不出丝毫差错，又用马鞭一匹一匹数过，然后禀报：“六匹。”景帝因此很信任他。石奋父子如此循礼行事，终至满门公侯，享誉天下，成为千百年来学礼知礼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