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独一无二

    张爱玲

    几年香港求学生活，给了张爱玲极为丰富的取材背景。上海，她的出生成长患难地，自然也是故事里的华丽铺垫。

    她太熟悉上海了。上海的电车、嘈杂声、算计得一清二楚的市民、圆滑老辣的男人，还有上海的摩天高楼与上海人的精明智慧，她一笔一笔抠着，抠出华丽面下最真的底子。

    张爱玲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处处刻骨三分。她出现在一个纯文学贫瘠的年代，时值战争，上海成为红尘孤岛。险恶形势让大批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无立足之地，被迫到处逃亡，许多大型文学刊物先后停刊。就在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她以绚烂色彩填补了当时纯文学创作上的惨白，有人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当然，有人坚持称张爱玲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最优秀且最重要的一个，也毫不夸张。

    她对自己的才气与名气是极为享受的，对于出书，更有迫不及待的欲念。

    她曾设想，等自己的书出版了，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要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问：“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的有人买吗？”

    战时的上海，文坛实在是太干涸太萧条了，干涸萧条得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只有一个张爱玲。物价再怎么飞涨，她——张爱玲，永远是文坛的贵宠。人们不会遗忘，下巴高高抬起的、瘦削孤绝的张爱玲，她笔下纷乱杂绝的故事，悲欢交织的人生，谁看都要脊背发凉，看出琐碎生涯里人性之卑微渺小。至今提起张爱玲的人，下巴无意识一扬，沾了冷绝的魂，骄傲是传染的。她爱浓稠压抑的情调，鲜明奇异的色彩，不相干的冷静残酷阐述。谁都要惊其手腕之高，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出手就是精彩华章，她不像别的女作者，一味沉湎于个人情绪的解释。荒凉坎坷的成长极大丰富了她的个人视觉，无所依便不依，无所恋便不恋，不依不恋冷冷道来，绝不被暖热的情感冲昏了头脑，看透看明白人生，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这一戳穿，才叫众人惊叹折服，她是皇帝新衣里敢说真话的孩子而已。

    她爱美，爱华丽精致的衣裳。穿，就要穿最特别的。去参加朋友哥哥的婚礼，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叫满堂宾客惊奇跌镜；去印刷厂校《传奇》样稿，整个工厂的人停工来看她的衣裳……她则旁若无人、我行我素。张爱玲孤独，但绝不敷衍自己的人生，像中学毕业时写的一样，最怕——死。那么活，就痛痛快快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她常常说，想做什么立即去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衣服上藏了太多人类的语言，她成为“衣服狂”，一方面本性所致，有美术功底，在大学时代即与炎樱一起经常设计衣服；另一方面，离不开青春期不愉快的过去。穿不完的继母的旧衣赏，连舅母都翻箱子要把表姐们穿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当时红着脸眼泪滚了下来，连忙拒绝。奇异的自尊心！

    彼时，生命就是一袭如此华丽的袍。

    20    城堡时代（2）

    城堡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骑士文化中的封建关系并不只限于授土和效忠，骑士不仅有权利和义务，还必须信守双方的契约。如果骑士没有尽到义务，就不得享受权利。反过来，如果国王超额索取，那么骑士就有权进行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历史根源，可以说，骑士精神也是英、法等国议会制度的实际起源。如果在权力面前，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那就是绝对君权，是专制体制而非封建制度，也就不存在个体，而只有体制本身了。因为骑士首先意味着一种勇敢的独立精神，忠实于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年后的《权利法案》仍是对骑士精神的背书，正如斯宾格勒所言，英国骑士的胜利和《权利法案》实际上使帝国终结了。

    城堡如同骑士的一个延伸和隐喻，马镫使欧洲骑士最终走向装甲化。重甲骑兵如同现代的坦克车，装甲越厚自然防护性越好，但机动性则会越差。相比东方的轻骑兵而言，西方骑士身上的重甲具有极高的防护力，在火枪发明以前，很少有骑士在战场上大量死亡。但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超过60磅的重甲成为骑士的沉重负担。虽然骑士们身着重甲可以攀墙爬竿翻跟斗，可是失去了战马，他们步行距离不会太长。尤其是在泥泞中行走时，那简直是步履维艰寸步难行。

    在传统的城堡时代，尽管领主好勇斗狠，不断互相攻伐，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通常情况下，被俘虏的骑士要用自己的信誉保证在一定日期缴纳赎金，然后即被放回，而且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英法战争时，被俘的法国骑士常常与英国骑士一起舒适地生活，自由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优待被俘骑士的传统也包括最尊贵的国王。英国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战争时被内讧的奥地利人俘获，英国就用重金赎回，他照样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骑士国王。法王路易九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应当说，骑士时代的战争基本都属于较为文明的有限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职业化也催生了西方最早关于战争的成文法。这些法律在基督教世界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在教会的压力和罗马法典的影响下，这些法律其实只是一些行为准则。比如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绝对不允许的。法律对战争的介入，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或者骑士的良心，还不如说是由于战争的商业化。在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国都普遍地使用雇佣军。

    圣女贞德被烧死之后，把英国人最终赶出欧洲大陆的不是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士们，而是另一种新出现的专业士兵，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却有响亮的名字——炮兵。尽管堂吉诃德永远也不会承认，然而事实上，只要火炮一出现，骑士们马革裹尸的神圣战争就将成为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