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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大门 | |
核心提示
两宋时期是我国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以及学者们的执着追求,书院逐渐走向成熟。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聚集了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培养出滕子京、张载等众多人才,堪称古代之“清华园”。
1 位列四大书院之首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北宋。宋初官学不兴,书院一时取代官学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加上朝廷对书院也实行积极的支持政策,宋初书院得到长足发展。一是书院数量增多,据有关数据统计,至宋仁宗时,全国登记在册的书院就增加到29所;二是书院名气大增,伴随着书院数量的勃兴,此时出现了一批光耀史册的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
隶属于西京河南府(洛阳)的嵩阳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长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嵩阳书院位于中岳嵩山之阳,背靠巍峨中岳,前有山溪潺潺,东西峰峦起伏,院中古柏苍苍,环境清幽,是一处参禅悟道、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正因为如此,书院所在地原本是佛、道二教的道场。
原来,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就有僧侣在此修行,时名嵩阳寺,有僧众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成为道教的活动场所。
嵩阳寺(观)真正“转身”为教书育人的书院,是与一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后唐进士庞式。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许多文人志士选择了躲进僻静的山中读书授徒。进士庞式来到嵩山,在太乙观聚徒讲学,成为嵩阳书院的肇始。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又将太乙观赐名太乙书院。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赐书院《九经注疏》一套。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又诏令西京河南府(洛阳)重修院舍,赐学田一顷,并赐名“嵩阳书院”。当时,司马光、二程(程颢
程颐)、范仲淹等名流大师会聚书院讲学,书院声名远播,生众多达数百人,成为士人读书讲学的“儒宫”。
宋人吕东莱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应天府)、白鹿,天下所谓四大书院者。”宋人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其兴盛程度可见一斑。
2 堪称古之“清华园”
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嵩阳书院逐渐荒废,于金大定年间更名为承天宫,元时又易名为嵩阳宫。
这一荒就荒了300多年,直到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时任登封知县的侯泰于书院旧址重建嵩阳书院,聚徒延师,并建二程祠,嵩阳书院方才书声琅琅。
嵩阳书院真正重新焕发生机当在清康熙年间。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因与朝中权臣不合,遂托病辞职回乡。回到家乡后,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一心要恢复嵩阳书院的教学活动。于是,他自掏腰包,扩建学舍,置买学田200亩,同时又带领弟子开垦荒地100亩,广招生徒,倾力办学,一时四方学子慕名求教,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比如,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河南在开封选拔举人,名额一县一人。在被选中的举人中,求学于嵩阳书院的就有五人。
另据有关史料记载,五代、宋时的嵩阳书院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如堂长,主要从书院生徒中选任,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斋长,从诸生优秀者中选出,协助主持人从事嵩阳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嵩阳书院讲解;经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掌书,主要负责书院内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等。另外,还有门守、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杂役人员。
可以看出,嵩阳书院的组织机构相对比较简单,管理人员偏少,有效避免了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水平;对于不称职者,书院予以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替换,大大提高了书院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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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书院迅速勃兴的原因
在北宋初年,书院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北宋初年官学不兴与科举选拔名额增多的矛盾。宋太祖以武力夺取天下,希望偃武兴文,因而大大增加科举取士名额。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乱不休,作为养士之所的官学在宋初基本处于废弛状态,书院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
二是宋初宽松的文人治国政策。宋代以文治国,“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给读书人提供了言论自由。
三是书院清幽、宁静的治学环境与中国传统士人旷达、清高且又忧国忧民的精神追求互相契合,备受士人青睐。
四是宋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书院的大加奖掖、大力推广,亦是宋初书院教育快速勃兴的重要因素。
(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