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李玉明     齐景公选拔勇士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智、韩、魏、赵四家权臣内讧，智伯最强，胁迫韩、魏两家围困赵襄子于晋阳，决河灌城。危急时刻，赵襄子使谋士张孟谈潜出城外，拜见韩康子、魏桓子道：“唇亡则齿寒。今智伯率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韩康子、魏桓子醒悟，于是与张孟谈约定时日，共攻智伯。

    约定之日，韩康子、魏桓子率军从两翼突袭智伯，赵襄子率赵军从城中乘机杀出，三家联手，杀掉了势力最强的智伯。赵襄子脱险后，赏赐了五个有功之臣，高赦为首。

    战功最大的张孟谈说：“晋阳之事，高赦没有大功，赏赐时却以他为首，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赦。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面。”孔子评论这件事说：“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了。赏赐了一个人，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

    《资治通鉴·周纪》记载的这段史实，意在告诫帝王将相以及所有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不论是齐家治国，还是治军安民，驾驭众人的最要紧之处，就是实施礼的教化。有了礼，就明确了上下尊卑之序，就不会出现以下犯上、恶奴欺主的悲剧；有了礼，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名分做好事情，就不会出现逾职越分、职责混乱的错讹；有了礼，就能号令严明、令出必行，形成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赵襄子赏功礼为先，其良苦用心就是引导属下知礼行礼。

    晋文公重耳做公子时，因受到其父晋献公的猜忌，流亡国外十九年。回国为君后，他分三个等级赏赐跟随自己流亡的人：第一等是“用义来辅佐我，用礼来引导我的”；第二等是“用善道来教育我，用贤德来约束我的”；第三等是“违背我的意愿，多次举发我的过失的”。

    有一个给晋文公做饭的仆役叫陶狐，十九年辛劳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有人鸣不平，文公说：“我的三种赏赐都是奖赏功臣的，在患难中还能保持君臣之礼的，理应受重赏；如果赏赐辛劳的仆役，那就要把陶狐放在首位，但这就本末倒置了。”周朝的史官听到这件事说：“晋侯大概会成就霸业吧！从前圣王把德行礼义放在首位，而把力量放在其次，晋侯的做法与此相符啊！”晋文公后来果然成了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

    驭众必重礼，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对某些有突出特长的人，是用礼来约束他们呢，还是宠爱放纵他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认为对某些特殊人才，更应该用礼严格约束。

    《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想选拔一批勇士，国相晏婴要按照射箭的礼仪进行，齐景公说：“通过大射选拔人才这一套礼仪，我已经厌烦了，我只想得到勇士和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晏婴说：“君子没有礼仪，那就是一般人了；一般人没有礼仪，那就是禽兽了。过于勇猛的人尊重他们的君主，过于有力的人尊重他们的长辈，只是因为有礼仪约束啊！礼仪，是用来教化人民的；缰绳，是用来驾驭马匹的。没有礼仪，您还能平安地和勇士商量国事吗？”齐景公于是待晏婴为上宾，每项议程都偱礼而行。

    驭众必重礼，最难的是对拥有一定特权的人以礼制之。《史记·孙子列传》载：孙武用吴王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演练阵法，以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嫔妃为左右队长，对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等基本动作三令五申，但这些美女不听号令，嬉闹大笑，肆意喧哗。孙武大怒，立即将左右队长斩首示众，另选二妃任左右队长。重新演练时，“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孙武于是禀报吴王：“兵既整齐，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汤蹈火可也。”这件事证明孙武是非常注重以礼治军的，所以号令如山，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