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网供图）

    去省里开会，同行的代表当中有位和我一样的听障女子。当代表主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的弱点便暴露了——他们语速太快，口型我看不懂，根本接不上话。而她，则应对从容，交谈显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着摇摇头：“我不用看口型，我听得很清楚。”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耳后的长发，一段黑色导线连着一块硬币大小的导体正固定在她耳郭后面。原来，她植入了电子耳蜗。

    她说她1岁多就因注射抗生素导致双耳失聪，之后，她配了助听器学说话。但是听力开始日渐下降，到了12岁，佩戴最大功率的助听器，都无法提高听力，束手无策的父亲只好带她去北京寻医问药。

    在那家医院的耳鼻喉科，有另几位聋儿也跟着各自的父母来此求医。大夫如实告诉了他们植入电子耳蜗的利弊：如果手术成功，患儿听力将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装电子耳蜗不仅费用昂贵，并且风险较大，万一失败，可能听力状况比手术前还糟。

    很多家长不敢冒那个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手术。唯有她的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签了手术协议书。手术很成功。靠着植入耳内的电子耳蜗，她像正常人一样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还考取了驾照。

    她说自己很幸运，当时她的听力在那些孩子中是最差的，父亲选择给她做手术时说，反正都是最坏的状况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有一位亲友，几年前在一家企业做文员。单位效益很差，虽然工资太低了，但那是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他也曾考虑过辞职，却又舍不得。他自嘲道，妻子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孩子还在上中学，他要是再没工作，这个家还怎么过呢？

    仿佛越怕什么，越易发生什么似的。单位改制，他们那个终年难以赢利、总拖公司后腿的部门被精简下来，拿到一笔工龄买断金后，他成了没有单位的自由人。

    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两天闷酒后，最后决定豁出去——用那笔买断金购进了一些器材，凭着他多年前在车间做电工的经验，做起了代销五金器材和埋线、走线的生意。

    没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他当年在单位一个月的工资。尽管他比以前累多了，没了节假日、礼拜天，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比以前好得多。现在，他和妻子正商量准备把房子换成大的，再贷款买一辆私家车。

    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当我们陷入最糟糕的“负极点”时，肯定会生出伤感、烦恼、无助等灰色情绪。然而，可能正是这个“负极点”，逼着你不得不振作，从一个崭新的开端出发，收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