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相继收官，喧嚣热闹了一个夏天的音乐选秀季落下帷幕。而近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歌唱类选拔节目的“限歌令”出炉，也让各大卫视将节目制作的主题从音乐拓展到更多题材，其中，关注“中国式教育”的亲子类真人秀节目成为热门的接力棒。

    1 荧屏集体聚焦“中国式教育”

    养尊处优、性格叛逆、屡惹祸端……“星二代”在明星父母光环笼罩下不断传出负面新闻，更似乎印证了当下明星子女教育问题存在着缺陷。浙江卫视推出的真人秀节目《我不是明星》，一个看上去纯“拼爹”的节目，却给观众展示有关“中国式教育”的思考。

    对明星子女们来说，“星二代”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不是明星》的必答环节中，几位“星二代”给出的答案是：压力、矛盾甚至噩梦。对此，《我不是明星》导演吴彤表示，“大家都觉得他们理应有光环，在社会上打拼比普通人更有捷径可走，但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星二代’不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人并不依靠父母，经历都特别励志、特别具有正能量，这是我们节目想让大家看到的。”

    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则把镜头对准了更低龄的“星二代”。制片人谢涤葵表示，亲子问题是关系到祖国未来一代健康成长的大事，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孩子生存的环境有诸多不安全因素，让广大家长觉得孩子正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成长环境下。“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样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天空？《爸爸去哪儿》就是要完成这些命题的解读。”

    与《我不是明星》《爸爸去哪儿》主打的“星二代”和“温情”牌相比，青海卫视推出的《老爸老妈看我的》则全程记录草根宝贝的第一次大冒险，捕捉他们在首次直面简单生活考验时，独立做出的判断与行动；陕西卫视的《好爸爸坏爸爸》则直面典型的问题少年，略带沉重色彩地讲述青春成长中最真实的残酷。

    2 “引进”与“原创”齐头并进

    与音乐选秀节目相比，真人秀褪去了华丽的舞台，也少了明星的光环。与对于这种早已在国外发展成熟的节目类型，有人热衷于购买国外版权，也有人乐于拼原创、比构思。

    在从《我是歌手》尝到原版引进模式的甜头后，湖南卫视从韩国MBC买下了《爸爸，我们去哪儿？》的中国版权。据悉，原版节目在韩国长期霸占综艺收视榜首位，总导演谢涤葵表示，中国版《爸爸去哪儿》比原版节目仍有不少提升。“我们引进了基本的框架，而内容不少都是调整和原创的。”

    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的》则引进日本NTV的经典节目《第一次任务》，该节目在日本播出20多年，其制作运营模式已相当成熟。青海卫视负责人表示，中国版节目中将加入更多中国元素，更贴近中国观众。

    而浙江卫视旗下两档亲子类节目则选择了原创。“中国数以亿计的家庭面临教育问题，《我不是明星》聚焦青少年，《人生第一次》则聚焦幼儿，两档不同年龄段的亲子真人秀，可以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些正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生的问题，去思考‘中国式教育’的利弊。”《我不是明星》制片人吴彤说。

    因为“中国式教育”的理念先行，于是他们决定采取原创模式。而在播出过程中，《我不是明星》多次被指与某些真人秀节目的环节相似。对此，吴彤表示，原创模式就是一个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我们经验尚浅，希望通过‘他山之石’提升团队原创能力，不断摸索，下一次做出更完美的作品来。”

    3 亲子秀成气候尚待检验

    亲子类节目并非新鲜的节目类型，但如此集中式的“爆棚”在中国电视荧屏却很少见。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亲子类节目一直都存在，但今年在经历了音乐、选秀节目冰火两重天的“打击”后，各大卫视出现收视断层和节目空档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亲子类节目有市场、有新鲜度，“它有很明确的观众群，国内暂时也不多见”。

    而针对节目制作者本身，亲子类真人秀的可操作性也远胜于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吴彤认为，首先，此类节目主打“亲情”“教育”，大多富有“正能量”，广电总局不会予以过多限制；其次，亲子类真人秀的目标观众群很鲜明，容易准确寻找广告赞助商；最后，与以往音乐类节目动辄邀请大牌明星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相比，这类节目的研发和制作成本较低，符合“节俭令”的要求。

    然而，曾经成功引进《中国梦想秀》《舞动奇迹》的资深电视人刘熙晨认为，由于档期、成本都有限制，又加上荧屏“一拥而上”的风气严重，亲子类真人秀或难成气候。

    “首先，亲子类节目在国外就不是特别火，所占比例也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影响力远远不如选秀；其次，这类节目会受到档期限制，假如全部跻身晚间黄金档，必然会引发新一轮同质化节目大战。假如收视率跟不上，电视台的压力同样不小。”此外，刘熙晨还担忧，过度消费亲子关系，或将引发社会对儿童成人化问题的讨论。

    （新华社杭州10月14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