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李玉明     瓜农献果

    《资治通鉴·唐纪》载：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太尉朱泚（cǐ）举兵叛乱，德宗避难于奉天（陕西乾县）。逃奔途中，有一瓜农进献瓜果，德宗想授予他殿试官以表谢意。翰林学士陆贽（zhì）谏劝：“爵位不可轻用。献瓜果者，只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德宗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陆贽又奏：“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殿试官类同勋爵，只能赏给冒锋刃、有战功的人。若献瓜果者亦授殿试官，将士们就会认为朝廷视他们的身躯性命如瓜果般微贱，谁还为国家出力呢？”德宗于是作罢。

    司马光在评论这类事时说：“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他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春秋时，卫国大夫仲叔于奚有功于国家，卫君加封给他土地，他不要土地而请繁缨（增加帽子上的缨缕），孔子说多给他土地也不能给他繁缨。因为天子、诸侯、大夫帽子上缨缕的多少，代表着身份等级，他们坐什么车子、戴什么帽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都有严格的礼法规定，如只有天子才能乘坐六匹马驾的车，才能观赏八行乐队表演的宫廷舞蹈，以区别尊卑贵贱。从这个意义上说，繁缨确实比土地重要。

    名与器是联系在一起的，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职务名分，有了某种名分就可名正言顺地享用相应的器物。一国之君必须珍惜名器，不能像财物一样赏人给人，《资治通鉴》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史实，足见司马光对国家名器的重视。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任命伶官（宫中负责乐器演奏的官职）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宫中负责种树的官职）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宰相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庄宗曰：“吾已许之矣！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时亲军有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后唐也很快灭亡了。与此相反，宋太祖赵匡胤就非常珍惜国家名器。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四月，教坊使（宫中负责舞蹈的官职）卫德仁以年老求外任，请朝廷给一个郡守之职。宋太祖不同意，宰相们商议降一级，给他一个州司马之职，宋太祖仍不同意，认为乐官不能担任地方长官，结果升迁卫德仁为太常寺大乐署令（朝廷主管音乐的长官）。

    君王任用宰相这样的重臣，更要慎之又慎，因为他们关乎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击破契丹，斩契丹王。玄宗打算授予张守珪宰相名分以奖其功，宰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王理物，非赏功之官也。”玄宗道：“只授其名，不任实职，可乎？”张九龄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玄宗只好作罢。

    朝廷珍惜国家名器，对皇亲国戚这类拥有特权的人，也不能随便给予。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四月，王皇后之父王仁皎死，其子王守一请按诸侯王规格，筑坟高五丈一尺，玄宗许之。宰相宋璟谏曰：“按礼法，一品官坟高一丈九尺。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但后父违禁，礼法何在！”官员坟墓高低是身份象征，亦是国家名器之一，玄宗于是下旨王仁皎坟高只能一丈九尺。

    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李忱，非常珍惜官员服装的赏赐，因为官员服装也是国家名器之一。当时朝服有黄、绿、绯、紫四种颜色，紫色是宰相一级的高官及德高望重之人穿着的，因此许多士大夫把“衣紫”作为终身奋斗目标，但宣宗往往一年半载也不赏赐一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二月，名相牛僧孺之子牛丛出任睦州刺史，宣宗赏赐他一套紫色朝服，但马上觉得不妥，因为刺史应该穿绯色朝服，于是马上收回，改口道：“且赐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