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乾亨元年，也就是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九月三日，在大宋收复幽州未果一个多月以后，辽景宗决定派兵南侵，正式发起对大宋的军事报复。

    大宋对辽国的报复性进攻很早就做好了预案。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战逃亡途中，就预料到辽国一定会兴兵报复，所以他在回京途中就预先作了部署。

    宋太宗老早就将对付契丹入侵的阵图交付给各位将领，并命令作战的时候按此阵图排为八阵，抵御辽军。但是，在开战之前，大宋方面，不管是将领还是士卒，对这个排阵都产生怀疑与不满。赵延进、崔翰、李继隆等人违背圣旨，将“八阵”改成前后互相配合的两个阵营。

    真正值得玩味的是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军将领仍在为阵型变与不变争论不休，似乎宋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最高指挥首领。到底这场大战宋军有没有前敌总指挥呢？如果有，谁是满城之战宋军的最高指挥官呢？

    有些宋史研究学者认为，宋军在高梁河战败后就已经作好了抵御辽军南犯的准备，宋太宗在边境要地置将屯兵，并任命了一个统一指挥官——都钤辖刘延翰。这个指挥官的设置大有文章。宋太宗在军事上虽说糊涂，但还不傻，知道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但他又不敢让威望高、资历深的大将来做。他留下的各路屯军将领中，孟玄喆、崔彦进、李汉琼都是节度使，崔翰是殿前都虞侯，地位也与节度使基本相当，而刘延翰是观察使，比节度使要低一级。这就是宋太宗的“用心良苦”之处，故意在诸将中找个官阶最低的做总指挥，以平衡其他将领的影响力。遗憾的是，这些人虽身在一线，却不是真正的指挥官，真正当家的还是身在开封的宋太宗。

    按理说，在太宗皇帝不敢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以后，他应该任命一个战区或战役总指挥，来负责统筹军事行动。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在离开定州回京之时，他虽然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作了部署，让崔翰、孟玄喆屯守定州，刘延翰、李汉琼屯守镇州，崔彦进屯守关南，但并没有明确这5位高级将领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宋太宗并没有安排一个北方战区的老大。宋太宗这样做，是有意为之。这样做的效果不言而喻，即把他本人仍留在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离开定州之时，对如何作战加以安排，才会提前画好阵图授予将领，按图布阵作战。简而言之，皇帝回京了，指挥体制没有回去，还是保留着皇帝亲征的战略模式。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如果没有一个战区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一切按照自己数月前画的布阵图作战，如果战场形势不像自己估算的那样，岂不是要被动挨打了吗？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宋太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可以不在，权力不能不在。他一方面要加强对武将的控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战争的干预，强化自己的权力。

    事实上，满城之战最终并没有按照太宗的阵图布阵，这也是此战能够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