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入世的哲人，一个专注事业的丈夫，一个笃信“无后主义”的父亲……如此复杂的身份，皆源于他所秉持的人生哲学。

    “无后主义”

    胡适既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希冀举案齐眉的人，虽然他在留美的时候，写过一首诗给后来的妻子江冬秀，遐想他俩未来“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画眉之乐。

    关于这点，敏感的杜威夫人就洞察到了。杜威夫人在一封家信里，形容胡适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都搞错了。她说，她生第一胎（祖望）的时候，他人不在场。但至少那时她是在娘家。“我不能作太多的臆测，但我知道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杜威夫人对胡适的臧否也是一针见血：“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妨碍他的事业的。”早在留美的时候，胡适就秉持“无后主义”了。后来他结了婚，而且连生了3个孩子，但是他的哲学信念从来就认为妻子、孩子都是“事功”的障碍。他曾说：“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他甚至怀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

    结婚生子

    不过，胡适好夸言“无后主义”，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无妻主义”或独身主义。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即使他强调跟江冬秀成婚，是因为这桩婚事是母亲替他做主的。他曾对女性友人、美国人韦莲司说：“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她赐予的。”新婚之后，他也在信中告诉他的叔叔胡祥木：“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

    这封信写于1918年5月2日。然而，在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半月，也就是3月17日，他有一封以胡适的风格来说相当缠绵的信给江冬秀：

    “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

    可见，不管后来胡适跟江冬秀的关系如何，不管他后来有着诸多的“红颜知己”，江冬秀曾经是他“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的相思对象。

    胡适有他之所爱，然而，这跟他的“无后主义”是不相冲突的。这一点他在生了祖望后所写的《我的儿子》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骑士风范

    在胡适心中确实是“事功第一”，但第一并不等于全部。1921年的中秋节，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这就是胡适“及时行乐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学的最佳写照。正由于胡适能及时行乐，又不忘事功，所以他才能在成功之余，有他灿烂的一生。

    与此同时，胡适又是一个处世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1934年的《中国评论》发表的一篇《胡适小传》形容得很好。这篇小传的作者说，胡适不是一个骑士，却有骑士的风范。他就是有本领让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在。

    这篇小传的作者是温源宁，他在文章中说：要概括胡适，最贴切的字眼莫过于18世纪所特有的“哲人”。他说胡适就像伏尔泰、霍尔巴赫（“百科全书派”成员之一）、狄德罗、边沁等“哲人”一样：

    “他们下笔都充满着干才所特有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分析天地间林林总总的题材，笔调既权威又条理分明。不论对错，他们都有宣扬自己主张的勇气。在这群‘哲人’里，胡博士绝对不是敬陪末座的一个。”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