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大都涉猎过出版，书局、报刊、学校本来就是文化人“三点定一平面”的阵地，也是他们生存的载体。蔡元培就是其中的典范。

    蔡元培是个爱读书的人，20岁时，他就在家乡赴“古越藏书楼”徐树兰家里帮助校阅《周易小义》《群书检补》《重论文斋笔录》，后来他还曾主编过《俄事警闻》等报刊。执掌北大期间，他又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考察他的一生，热心出版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

    编辑出版教材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感到清廷不可倚，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取为长效，莫如教育，他遂与遭革职离京的张元济一起往南洋公学投身教育。恰好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各地纷纷创办公私学校，但缺乏合适课本，教育之兴势必要求出版之兴，于是蔡元培又与张元济一起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以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首先制定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随后分由张元济、高梦旦编写。事实证明，这套当时最新的教科书开创了中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

    一国之兴，端在教育，而发展高等教育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前中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原因之一是缺乏国人编写的大学教材。当时自高中以上，多采用洋文教本，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数、理、化、动、植、矿等科，多用原文教学。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方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延续下去，则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喻，实为一件可恼痛的事”。因为“一意依赖洋文教本，或靡费时间与脑力，或与国情不适合，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

    基于这种认识，后来蔡元培倡导“国化教科书”运动，即提倡大学编纂和使用国人编写的教材。在他的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出版《大学丛书》，并由蔡元培担纲，邀集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的代表56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制订计划，分请专家编辑各学科的教材。

    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300余种，使大学用书初具规模。在它的影响下，其他书局也争先恐后出版大学教材，如言行出版社、南京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贵阳交通书局等，虽然其规模均不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但皆为促进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独立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主张使用“新文字”

    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对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教育。1918年，他邀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发起编印《常识丛书》，并亲拟编辑会简章，规定丛书分普通、特别两类。前者以普遍罗列大众所必需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以及中外风俗记等；后者以国外侨工特别需要的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卫生、历史、组织、小说以及工会组织、工人经济等。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随着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的推行，1937年，蔡元培联合文化界600多人共同发布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主张使用“新文字”，而这种“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切方言独裁的新文字”；主张各级学校、民众学校、识字学校、夜课学校、补习学校、讲习会，培养“新文字”的教师，凡学会“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义务；主张所有书报要横排等。

    积极推荐作品出版

    蔡元培是名人，名人就会有名人效应。于是新书作者往往会请名人为其书撰写序跋，这对提高图书品位、扩大图书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蔡元培就曾为许多图书写过序跋。

    如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堪为出版精品。当时赵家璧邀请蔡元培撰写总序，蔡元培当仁不让。他写道：“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来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历程，更冀望中国能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十年里，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的巨人。”

    《蔡元培全集》里，他向人举荐的信函占了很大比例。王云五曾回忆蔡元培“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

    但书局毕竟也是需要苦心经营和牟利的，荐人荐稿太滥也不见得妥当，蔡元培也不为难书局。王云五回忆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功夫把每一部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人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编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荐函，多不另作详尽的考虑。”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