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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版:人文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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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书院:明代北方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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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5 日 星期    【打印】  
川上书院:明代北方学术中心
□本报记者 姜春晖 通讯员 孟庆德
    核心提示

    川上书院建于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由明吏部文选郎中孟云浦创办。作为明代北方地区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川上书院延请名师,招收、培养了一批朝廷重臣和理学大儒,为河洛文化的复兴做出重要贡献。

    1    新安名士办书院

    提起川上书院,就不得不提明吏部文选郎中孟云浦。

    孟云浦,洛阳新安人,名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是阳明心学北传的代表人物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孟云浦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生而好学,聪慧过人。8岁时,其父为他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先学《小学》,继而《孝经》《论语》,这些他都能很快明白其大意。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14岁的孟云浦来到孟津,拜“天中鸿儒”王书山为师。据《孟津县志》记载:作为一位儒学大师,王书山满腹经纶,历任司训、掌教、教授等职,所到之处,春风化雨,学士云集。隐居孟津老家后,王书山在县城不远的龙洞山开办书院,受教者众多。

    几年之后,在表兄李根的介绍下,孟云浦又拜尤西川为师。作为当时洛阳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尤西川是王阳明心学北传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孟云浦对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据有关史料记载,孟云浦自拜师尤西川后,一心研讨阳明心学,每有疑问,必随手记录,然后到老师那里去求证。尤其是回到新安以后,他又相继组建了“兴学会”“文峰会”,聚众讲学。一时,斯文兴起,远近趋之,受业者甚众。此事被西川先生知道后,感慨地说:“吾道大明于西矣!”

    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孟云浦等人集资在新安城南川上买土地数亩,“建立会所,讲习其中”,此为川上书院肇始。

    2    名师云集助发展

    川上书院创办后,孟云浦先后四次在书院设坛讲学,川上书院一时名师云集,成为明代传播阳明心学的“重镇”,是当时北方重要的学术中心。

    在众多名师中,最出名的当数明刑部尚书杨晋庵。杨晋庵,名东明,虞城人,与孟云浦为同年进士。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时,他有志于王学,后无师自通。据孟云浦在《答孟我疆》载:晋庵志气真切,任道之资也。即学术未透,然大端已好。随时相机,诱掖接引,俾之骎骎明乎大道。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时任吏科给事中的杨东明,因弹劾沈思孝等人,惹怒皇帝,被贬为陕西布政司照磨。在途经新安时,受孟云浦之邀,讲学于川上书院,与会者七十多人。晋庵先生不仅与川上书院师生就《中行章》诸问题质疑问辩,还把“虞城会”会约提供给川上书院,帮助川上书院完善“兴学会”“川上会”会约。

    东林党领袖之一邹元标,也是川上书院的“堂上师”之一。邹元标在吏部任职时,曾和孟云浦同住一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两人各有肝胆,咸被逐去”。被贬逐后,邹元标随孟云浦来到新安,在川上书院讲学“数载始归”。回乡以后,他还对孟云浦和川上书院念念不忘。

    除孟云浦好友外,川上书院的讲学者还包括一些他的得意门生。这中间,同为新安人的吕维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有关史料记载,作为一位理学大师,吕维祺始终以学而不讲为忧,他先后在南京、北京、洛阳、新安、渑池等地设坛讲学,传播阳明心学。云浦先生逝世后,他又与关中大师冯少墟等人在川上书院讲学,维持书院北方学术中心的地位。

    3    先进理念育名儒

    作为明代北方学术中心,川上书院除会集了一大批名师设坛讲学外,在书院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也有很大突破。

    据吕维祺在《云浦孟先生传》中记载:川上书院创办后,“聚图书,罗俊义,四方之士闻凤负笈,若陕、渑、嵩、永、洛、孟、汝、罗、秦、晋,联翩而至,无虑数百人”“至寓所不能容,各依期赴会,往来就正,寒暑不辍”。

    为保障教学质量,川上书院在教学上采取相互质疑、相互问答的方式,教师和学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是亦师亦友。与此同时,川上书院传播的中心是理学。

    理学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程朱理学走上大一统的国教地位以后,渐渐变成了教条。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无疑是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再传而失其真”,出现了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流弊。值此,云浦先生举起实学大旗,猛烈抨击时弊,力挽狂澜。他说:“吾人须是朴实头做的去,始是实学。若只管讲说,却不躬行,岂不落在空言窠臼。”又说:“要将讲说,亦只是口头语,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讲说。”他大声疾呼:“绌虚谈,务实践,正今日固本回生之要剂。”

    云浦先生的理学思想,得到了许多理学同道的高度赞赏,认为他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理学大师吕维祺先生在《春秋祭孟先生文》中说:“世衰道微,功利竞起,道学不明,人心几死,狂澜既倒,谁为之砥?先生毅然。”

    同时,在招收弟子上,川上书院注重“包荒”,即“应教尽教”。据有关史料记载,孟云浦的门人谭子陈,在洛宁举办讲会时,因会中人太多太杂而欲以择取。先生听说后,表示:这样做万万不可。我们创办讲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启他人心,偕之大道,即使全县都来听讲,有何不可,况一乡耳,正不必择取。有不善者,正需要我们加以拯救,弃之,正好把他推向利欲场中……

    川上书院的这种教学理念,被吕维祺继承并写进了《芝泉会约》,该书载:君子与人为善,原不计较平昔。若素行不检,一旦改行从善,更是难能。同时,为了解决远道而来和贫寒学员的饮食问题,会约中还特别制定了捐助制度。

    正是由于这种先进的教学理念,川上书院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名儒和朝廷重臣,还对河洛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明清两代,新安共出进士二十五人,仅吕氏一门就出了八个进士。另外,吕维祺、王以悟、张抱初、崔儒秀、杨德润、上官捷科等名儒也皆从此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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