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是礼乐文化形成的社会管理制度和道德实践规范。古代礼制的倡导和实践，不是对法治的排斥，而是对法治的维护。礼本身就是法，一部《周礼》就是一部原始状态的法典。礼制具有法律功能，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礼是法的指导思想，法是礼的实践规范。礼治心，是自律之法。

    礼与法、礼与刑的关系，孔子都有阐释。“古有礼，然后有刑。”孔子认为，先有礼的戒律，后有刑的惩处，礼是刑之源。但是，孔子进而指出，礼与刑在社会人心管理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道德为导向，借助刑法整治，百姓因畏惧而不犯法，并非有了羞耻之心；养成高尚的品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百姓自然不会触犯法律了。

    儒家强调礼德之治，是为了使管理进入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理政治国有不同的层次，德治衰微，动用刑法，这是无奈的选择。孔子向往“无讼”的社会，大家都不打官司了，礼让和谐，进入了“以礼齐之”的圣人之治，这才是理想的社会。

    礼乐文化“尚德不任刑”，不是拒绝刑法，而是不让任意动刑。刑不是衰世之物，应成为对礼制的维护力量。因为，现实无情，乱象丛生。所以，在实践中，儒家认为刑治是对礼治的补充，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善良的愿望，不能搞好管理；而只有管理制度，也不能形成自觉的行动。要约之以礼，驱之以法，固本培元，双向互动。而掌权的实践者，如宰相王安石，他的体会就更为真切。他说：“礼所以定其位，权所以固其政。”礼制权法，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不可或缺，贵在从宜。

    礼乐文化对刑法的根本要求，在于对人文情怀的关注。周代崇尚天命，天命是人间的主宰，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政权受命于天，天眷有德，天又是德的化身，是立法的神圣依据。说到底，道德人心是立法的根本，“以德配天”，道德是人间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决定因素。所以，要体现人文关怀，《周易·咸》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应体贴人心，才是圣人之治，人文关怀是礼的法治精神。

    礼乐文化对法治动刑，有一个“求中”的要求，“求中”就是公正适度，这原本是舜帝的倡导。周代效法舜帝，文王要求“毋淫”，亦即为政动刑不可过度，不可放纵。

    明代思想家丘浚在《大学衍义补·慎刑宪》中，对“求中”有一段论述，他说：“圣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为者，无过不及。非独德礼乐政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强调公平中庸的可贵，只有“慎刑”“明刑”，方能达到“祥刑”的境界。

    刑原本是法治最后的判罪惩罚，在古代长期的专政时代，刑却成为逼供的手段。古代刑侦技术相对落后，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据。为了获得口供，对犯罪嫌疑人在精神上进行恐吓，在肉体上进行折磨，逼其供述。动刑在先，妨碍真相的揭示，难能确保定罪的公正。所以，对刑讯制度要有规范。

    我国最早对刑讯的规定，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治狱》篇云：“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以口供定罪，要注意口供的来源，不威吓，不拷打，正常审问，查得真相，这是上策。严刑拷打，在恐怖左右下取得口供，难免编造谎言，是下策。

    拷打囚犯之残酷，在秦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了汉代，接受酷刑积怨的教训，董仲舒以礼乐的德治精神，提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并对审案的过程提出“先情讯后刑讯”的具体要求，要以正常的审问当先，不容先动刑罚，这是重大举措，使礼治的人文关怀得到了制度的保证。

    刑讯当先是对法治的败坏，为健全的法制所不容。近代西方法治大潮东来，我国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官员，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提出除命案、死罪不肯认罪外，一律禁止刑讯。其实，命案、死罪也一样，以证据定罪，这才是法治判刑的根本。所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颁布政令，禁止刑讯，并指出“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

    其实，在我国古代，为了纠正或缓解刑讯的弊端，周以来，疑罪从轻、疑罪从无的倡导，就颇为风行。《尚书·大禹谟》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不要法典，也不能滥杀无辜。宁可错放，不可错判，这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宽刑慎罚最大规模的实践，在古代，就是大赦的实现。周公多次告诫成王，要爱心泛众，常常想到宽恕赦免罪人。这是社会慈善意识的倡导，是儒家不倦的追求。

    相传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科举考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有考生答卷云：“《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可赏可不赏的要赏，可罚可不罚的不罚。皋陶是传说中执掌刑法的官员，尧主张宽刑，皋陶主张严刑，且各自强调再三。

    这份试卷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于是约见考生，询问“三”的出处。有趣的是，这位考生就是苏轼，没想到，他坦然回答道：“想当然耳！”没有出处，理应如此。这则趣闻轶事，除了生动展示欧阳修的慧眼识才、苏东坡性情中人的个性之外，更表明儒家学人对放宽恩赏、慎施刑罚的礼乐传统的推崇。所以，时尚风流，宋代大赦之风颇盛。

    宋人笔记中，多处记载大赦的场面：钟鼓齐鸣，歌舞欢腾，皇帝出幄，诸臣罗拜，百姓围观，罪囚解枷，万众三呼“万岁”。赦免制的实现，也曾一再受到质疑，认为大赦是对受害者的再度伤害，是对罪犯的放任纵容。王安石也曾批评没有章法的宽刑，是“为政不节”。特赦有利于社会整合，避免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有节有度，合情合法，赦免方能带来积极的效果。

    重温礼乐文化与刑法的关系，是为了唤起对人权的尊重。近来媒体有关慎对疑犯的报道，正是法制意识进步的反映。往事可鉴，远离刑讯、疑罪慎刑，力求万无一失，为法治的健全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