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头发梳向脑后，微眯着双眼，这位形象可亲的“中年大叔”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12月上旬，莫言首次来到浙江大学，受聘杭州文艺顾问。在杭州，他全面剖析了自己文学的风格，表示他并非要写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即“梦幻现实主义”小说。

    “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

    2012年10月，莫言摘得诺奖桂冠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入中国普通阅读者的视野，人们也总爱把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

    对此，莫言并不否认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他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莫言说，当时，中国作家们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幻的素材，可用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经历与中国现实。1984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马尔克斯的）模仿者，我的一些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也有他作品的痕迹”。莫言回忆，当时还有许多作家模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写法，几千几万字中不分段、不用标点符号。

    “我想这样的模仿没有出息，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莫言强调，事实上他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搏斗多年：他不要写西方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

    莫言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中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实主义”，这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仅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就没有原创性了。

    与故乡作家蒲松龄“一拍即合”

    “要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是向民间学习。”莫言回顾说，向民间学习有两种方式：一是学习老百姓的口语，另一种方式是向口头传说中寻找素材。

    莫言认为，民间故事的记述者在他的老家山东已经有一位先行者，就是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创作《聊斋》时，在门前大树下支起茶炉，请行人喝茶抽烟，请他们讲奇闻逸闻。事实上，马尔克斯也深受他外祖母所讲述的许多故事的影响。”莫言表示，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特质的东西，必然能在民间找到源头，在此基础上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以及优美的文笔，就是对抗西方文学的重要力量。

    “每个作家都应该从所熟悉的民间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如果他找到了独特的叙事语言，找到了特别擅长的一类故事的原型，写作就会如鱼得水；如果他始终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文学的一块根据地，就会变成一般化的讲故事的小说家。”

    莫言表示：“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蒲松龄这样的作家，他与我有血脉上的联系，是故乡作家，和我‘一拍即合’。”

    “‘反对生活决定艺术’太狂妄”

    “本来我也是反对‘生活决定艺术’的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一篇《天马行空》，认为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大海，可以比见过的人写得更为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爱情，也许比情场老手写得更美好。但是后来觉得这太狂妄了。”莫言反复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虽然眼花缭乱，但还是要从现实中写出来。”莫言分析《百年孤独》中的一段著名情节：吉普赛人拖着磁铁走在路上，把家家户户的铁制品都吸了出来。“这样的情节显然违背生活真实性，但是磁铁吸铁是常识，魔幻还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只是作了夸张，从而为创作打开了自由之门。”

    “写小说确实是一件需要灵感和想象的事情。”对于80后作家的文风，莫言分析了他们想象力的物质基础。“我出生于农村，在高粱地里钻来钻去，写它如鱼得水。而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在我们放羊放牛的年纪，他们在看动漫，头脑里积累的是动漫的形象，一旦成为作家，这些素材当然会控制他们的想象力，成为他们想象的材料。”

    《红高粱家族》曾被文艺评论界视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莫言表示，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作家已经不满足于忠实再现历史，而是把重点放在人上，写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人的情感在历史特殊环境中的变化，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完全的历史小说，都是借助历史事件表述当代的思想，用历史的瓶子装当代的酒。”莫言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