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电视台请求，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春晚奖”和“兰花奖”颁奖仪式现场，向全国近400家电视台发出声明，呼吁“抵制郭德纲”。往近了看，事情缘起于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因病去世后郭在微博上发表的一番关于“报应”的言论；往远了看，似乎可以追溯到2010年双方沸沸扬扬的争端中去。中国文化中，逝者为大，郭的言行被民众和媒体广泛批评。但中广协此次的呼吁，产生了与上次不同的效果。据新浪网展开的调查显示，支持郭德纲的网友约占80%。不少网友表示，郭应当对自己的不当行为道歉，当事人家属亦可提起法律诉讼，但反对作为公共机构的电视台联合“封杀”郭德纲。

    这件事折射出中国网络舆论在理性化领域的进步。通过对网民相关评论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主流民意基本呈现如下一些层次。第一，无论生前有何恩怨，尊重逝者都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牢固的道德要求，郭需要为自己的“不厚道”道歉，但道歉与否终究是他的自由，除了法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强迫他；第二，文化有多重层次，无论“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大众最有发言权，郭德纲是否会被抵制，将取决于大众的态度；第三，私人恩怨应当与公共文化区分开来，郭德纲作为公众人物的道德瑕疵，与他和某些电视台之间的私人恩怨没有直接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做法，无法让人们信服。

    其实电视台“抵制”艺人之事，国内外都有。这件事中，电视台之所以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正是在于其固守着旧式的、居高临下的“教化者”的立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大众的意见。如果电视台使用社交媒体敦促郭道歉，并采用法律手段，恐怕结果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公器”身份向一个具体的艺人“宣战”，无论是否如不少人揣测的那样是出于“私人恩怨”，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北京电视台和中广协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形象。也就是说，北京电视台可以从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出发，选择抵制某些不宜出现在荧屏上的艺人；但其若利用自己在业内的影响力甚至某种带有胁迫性的“强制力”呼吁全行业对一个个体进行“封杀”，则会丧失公信力。

    当然，将私人情感与公共责任截然区分开来，一如将一个人的业务水平与道德水平截然区分开来，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尽管在这一事件中，电视台是“占理”的，但究其实质，直接受害者乃是逝者及其家属、亲友。既然是“私人恩怨”，那么以私人身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显然是更聪明的方式。电视台的愤怒固然值得理解，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赢了“道理”的电视台为何反而输了“舆论”？这是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中国现在已不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可以动辄混为一谈的年代，大众媒体对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也朝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机制发展。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