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13日，全国知名经济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在《国家经济地理》板块聚焦洛阳，以《洛阳复兴应重视培育市场基因》等5篇文章，将洛阳置于中国政经版图之中，梳理洛阳经济脉络，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观点和建议，视野开阔，思考深刻，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当前，洛阳已吹响了经济发展提速增量与提质增效并行并重、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号角，本报今日编发这组报道，期待引发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一度占到河南经济60%的洛阳，竟然跌出中国城市前50强、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但显然，洛阳的衰落，与其说是古都的衰落，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城市的衰落来得确切。

    因为，洛阳作为古都的衰落已有千年历史，并且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以计划经济权力集中配置资源，洛阳显然不会有这40年的绚烂绽放。

    既然，洛阳是作为典型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经济城市衰落的样本，那么其问题也就与古都无关，而与计划经济有关：正因为在计划经济中积累的“家底”太过厚实，所以就不愿意迈开步伐走向市场经济；正因为计划经济的辉煌所形成的那套观念、思维太过根深蒂固，所以就难以使市场经济的基因在此萌发。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无非一是外资进入，二是条件太差逼人用最原始的求生致富意识闯出市场化路子。

    前者的例子，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到长三角的上海、苏南，即是明证。而整个北方，也就青岛、天津、北京、大连，有外资和外向型经济的点状介入。也因此，整个北方的市场活力难以和南方相比。

    后者的例子，温州、玉林是典型：皆因自然条件太差，人多地少，不外出闯荡，便难以糊口。其结果是，在闯荡中习得市场能力，无论从商还是进军实业，均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反观洛阳，既没能在引进外资方面有大的突破，亦没能啃下国企改革的“硬骨头”，致使市场基因缺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选择工业转型，还是旅游兴市，当市场基因缺乏时，又如何能兴起？因为，转型、振兴的主体缺乏。至于城市建设，缺乏产业经济的支撑，无异于无源之水。

    如果能解决市场基因不足的问题，那么洛阳无论向哪个产业方向转型，自然就都不再是问题。以旅游为例，同为古都，开封的历史资源早已埋入黄河淤泥之下，但通过引进港资有效地利用了历史资源；西安的旅游开发，则更好——除了有迹可寻的历史资源，仅仅对历史遗迹的开发，就值得洛阳认真学习。

    而培育市场基因，洛阳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需要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深化国企改革。否则，等资源性行业的红利吃尽，再转型就更来不及了。

    洛阳：古都新命

    “大唐，我的母国；洛阳，我魂牵梦绕的故乡。”2013年年底热映的徐克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开片就将洛阳置入大唐盛世，使这个古都的复兴问题成为热点议题。

    行走在洛阳的街巷间，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溢于言表。毕竟，这座城市有着4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其中，1500年是建都史：中国上古王朝夏商周三代都一度定都于此；汉唐盛世，洛阳不是首都，便是陪都，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显赫，堪称一流。或许，也只有西安、北京，可与之比肩。

    宋元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洛阳开始衰落，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洛阳依旧站上了时代的潮头，成为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镇之一。其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更是一个时代象征与符号。

    然而，一切风云繁华，俱成往事。如今的洛阳，深深受困于在中国政经版图上地位的持续下降，类似于“十问洛阳”“洛阳的失落与复兴”这样的悲怆而焦虑的公共舆论，近年一直笼罩着这座古都。

    而随着中国重化工进程减缓、基础设施布局渐趋成熟，洛阳如果再不能抓住机会，或许将更难在中国政经版图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都洛阳，又将如何维新？

    “洛阳”在哪里？

    “洛阳”在哪里？显然，并非多此一问。

    众所周知，洛阳自古居于“天下之中”，在地势平坦的中原地区，只有洛阳四面山环水绕。也正因其山水形胜，成为都城的不二之选。尤其是当中国经济重心由关中向东移至中原、进而南移东南之后，如果不借重洛阳的形胜，传统的国都西安基本难以控扼天下。这也是汉唐时期，洛阳即便不是国都也是陪都的原因。

    基于此，洛阳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坐标中，地位显赫。在夏商周三朝，洛阳均是都城所在地——如今蜚声国际考古界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洛阳更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则是东汉末年的三国乱世。彼时，群雄逐鹿中原，国都洛阳正是群雄争霸的权力中心。

    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洛阳成为“九省通衢”、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武则天当政时，洛阳被称为神都，国家的中心几乎从长安转移到洛阳。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摇摆：长安做首都时洛阳就是陪都，洛阳做首都时长安是陪都，两座城市并称东西二京。

    “大运河的水运功能是渭河不可比拟的，它将南方的粮食等物资更便捷地运往北方，在这一点上，洛阳比西安更有优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洛阳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说。

    即使在宋朝都城迁至开封之后，洛阳也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了其繁华景象。“那时候人们还作诗说‘谁说今日不如唐’。”徐金星介绍。

    而洛阳如此显赫的地位，也使其在“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盛行的年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战火荼毒。董卓火烧洛阳，只是这座城市兴盛与没落历史中的一页。

    北魏末期官员杨衒之过洛阳时，曾目睹这座城市沦为废墟的惨状。他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当时“城郭崩毁，荒草丛生，野兽飞鸟出没”，以往车水马龙的大道成为孩童放牧之地，而宫门旁则成了农民的庄稼地，不禁有“麦秀黍离之悲”。尤其是金代之后，洛阳城被毁，从此洛阳人口不断减少，地位逐渐下降。

    时至今日，洛阳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地位，不仅无法与同为古都的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比，在河南省内也被迅速崛起的省会郑州抛在后面。2013年上半年，洛阳的经济总量更一度跌出中国前50位！经济增速更是跌到7%以下，低于全国水平。

    21世纪初，有感于在中国区域版图上的战略定位不清，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当着总理温家宝的面，连问三句“武汉在哪里？”。如今，面对城市地位的日趋下滑，人们亦需追问：洛阳在哪里？

    “东方红”短暂的辉煌

    事实上，洛阳的命运并非在金元之后一路下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给了洛阳这座古都崛起的契机，并使其获得了新的辉煌与荣耀。

    “一五”时期，在苏联帮助下，新中国工业体系开始建立，156个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各地。其中，洛阳一市独揽6项，并与西安、武汉等城市一起成为当时新中国首批规划建设的8个城市之一。“二五”时期，洛阳又有3个国家大项目落地，“四五”时全国仅有的4家手表厂之一再次落子洛阳。

    彼时的洛阳，拥有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轴承厂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其中，尤其以一拖为最，其建厂由毛泽东亲自批示。这些大型国企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而洛阳这座城市也因此地位变得与众不同。

    大批支援内地的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迁移而来，“每100人中就有10名科技人员和1名工程师”的说法令这座城市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样鲜见的人才迁移为洛阳注入了动力和生机，使其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巅峰。

    一拖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迈出了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第一步，在当时中国农村成为最时髦的东西。在人民公社时期，甚至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有关农业农村的宣传画上随处可见“东方红”拖拉机的身影。（下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