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农民大起义 插图 李玉明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二月，赵国人徐乐上书朝廷：“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疆土之地……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谓之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曰：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擒)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资治通鉴》记载的这篇奏表提出的“土崩”与“瓦解”的思想，对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其中三点，尤为重要：其一，引证确凿，振聋发聩。徐乐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的证据，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提出“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的证据，是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失败。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蕴含的道理最能令人信服。其二，对比鲜明，发人深省。陈胜只是个“无千乘之尊、疆土之地”的戍卒，但他战胜了强大的秦王朝，因为他身后有千百万人民；七个诸侯王虽然有钱有兵，但是因没有人民支持而迅速败亡。这样两相对比，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其三，比喻生动，寓意深远。徐乐把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比喻为“土崩”，把“七国之乱”比喻为“瓦解”，真是再生动不过了。在他看来，国家就像一座房屋，人民就像房屋最底层的“土”，虽然卑贱，却是房屋的基础和根本，一旦基础和根本动摇了，房屋就要倾斜倒塌了；诸侯王就像房屋上的“瓦”，虽然尊贵，居于房屋的最高端，但它的损坏和坠落，不会影响房屋的安全。这样的比喻，寓意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主体，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土崩”的确是可怕的。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看，几乎所有王朝的覆亡，都是“土崩”即人民起义造反的结果，而诸侯王的叛乱没有人民支持是很难成功的。正因为如此，凡明君贤相治理国家，都注重安抚人民，而安抚人民的最重要举措，就是施行仁政。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安居乐业，就可避免“土崩”的悲剧。《资治通鉴》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史实。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四十年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使人民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如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三月诏：“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如汉景帝后元三年正月诏：“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上司知而不问，与同罪。”诸如此类的仁政措施使人民心向朝廷，“七国之乱”逆民心而动，失败是必然的。

    “贞观之治”是享誉后世的治世。这个治世的出现，就是唐太宗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施行仁政的结果。李世民登基后，认识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诏谕群臣：“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并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民本思想，做了三件顺应民心的大好事：一是“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赐粟帛，百岁由官养。”让人民休养生息。二是废除潼关以东的诸多关卡，偃武兴文，利民通商。三是“放宫女三千余人”，让他们与家人团圆。这三件事都得到了人民拥护，因而在两三年内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