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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尝百草认知牡丹
书名:洛阳牡丹传奇
编著:李有刚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历代洛阳牡丹的故事和传奇,荟萃了洛阳牡丹文化的精华,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喜爱洛阳牡丹。洛阳牡丹文化渊远博大,作者选取最能体现洛阳牡丹生命价值的典章作为题材,力求真实准确,忠于史实。
作者简介:李有刚,吉林长春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在洛阳日报社、市委办公室工作,1983年任洛阳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90年后任洛阳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其文学创作以散文、报告文学、电视连续剧为主,报告文学《蓓蕾》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6月号卷首。
牡丹属原始被子植物,其原始种群起源于中国,出现在白垩纪,距今有上亿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牡丹一直生活在山野,一年仅开花十余日,花开时虽烂漫繁盛,红火一时,“可是山中无人到,花开花谢总不知”,随后就陷入漫长的沉寂之中,任凭风吹雨打,无人问津,也无人怜悯。美丽的牡丹难道就这样在深山中永远沉默下去吗?其实命运难测。在忍受了无边的孤寂之后,终于有那么一天,有个人来到了它的身边,开始关注它,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炎帝。
相传,炎帝的故里或在洛阳孟津县的平逢山。然而,炎帝是一个氏族首领,在领导氏族为生存奔波的倥偬之中,为什么要到漫漫山野里,又在万千植物之中去关注牡丹?
人类远古时期对于物种的认识大多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为了改变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开始尝试了解各种植物,以便为自己所用。但是野生植物许多是有毒的,弄不好会出人命,怎么办?炎帝不仅懂得“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的道理,而且是身先士卒、处处为民、敢于牺牲自己的好“领导”,对于这样危险的事他要亲自去做,于是他开始遍尝所有的植物。
炎帝发现牡丹及其药用价值,也是因为他尝试了牡丹。炎帝的氏族栖息在广大的河洛地区,这里的邙山、锦屏山、万安山、嵩山都有野生牡丹生长。炎帝发现了这奇异的花卉,并加以尝试,从而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
后人把炎帝神农氏一生尝百草的经验全部记录了下来,取名《神农本草经》。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具有治疗寒热中风,除瘀血,安五脏的功能,并把它列为中品。
《神农本草经》对牡丹的记述是炎帝尝过牡丹并了解它的药性的最有力证明。如果炎帝没有尝过牡丹,并在氏族中反复地试用,怎么会知道它的治疗功能呢?牡丹正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被炎帝发现才得以进入人类的视野,开始了和人类的亲密接触。
炎帝之后,牡丹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重视和喜爱。到了夏代,牡丹已经由民间进入夏朝宫廷的后苑。《古琴疏》载:“帝相六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植芍药于后苑。”帝是指夏代的一个君主,在位28年。羿是夏代有穷部落的君长,亦称后羿。武罗即后羿之医。如果说条谷贡的芍药就是牡丹,那牡丹这时已经成为最初的贡品。帝相也非常重视,令人植于宫城之中。这说明,这时的牡丹已经不是炎帝发现时的长在山间无人问津的野花了,它和人类已经有了更多的接触,并且有人把它作为一种珍贵的花卉献给帝王。如此,牡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4000年。
命运确实难测。牡丹由一个“山姑野丫”进入皇宫帝苑,是它发展史上的一个界标,从此它的命运发生极大的改变。牡丹的药用价值开始转向了它的观赏价值。这种对美丽牡丹的发现和价值转换,使牡丹的未来发生了惊人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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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下)
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整个没有实现。
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他思考一段时间后,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川西北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了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