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一向重视风骨。重视风骨，是文人的为文之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不媚权、不媚俗”等文人风骨的人并不少见。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真正大家的胸襟气概，懂得如何去对待自己真实的人生。

    庄子研究专家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耳光。他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后来，蒋下令把他关押了七天。此事轰动一时，最能体现刘文典的风骨。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抗战开始后，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是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风骨，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也是个有风骨的文人。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亲写一篇歌颂功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历史学家陈寅恪，不为金钱撼动自己的风骨。1941年他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引诱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订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一概严词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他却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哲学家梁漱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风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93岁高龄应邀授课，梁漱溟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其动人风骨，令全场学子为之动容。

    翻译家傅雷，唯有傲骨。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考虑到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这正是傅雷的风骨。

    以上这些大师的风骨，以常人之心度之确实不容易理解，甚至感到乖张或是怪诞，然而他们共同有着可被称为“有傲骨”的品性，各自于心中守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因为他们，世俗人间才有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传奇。

    （摘自《常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