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大学毕业到国家部委工作。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但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给分管的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躯，挤上通往集体宿舍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时，茫然地看着绚丽的北京，感受着万家灯火、各居其所的安宁，就觉得自己像个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当此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在野外走丢了，等待着妈妈牵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时，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远离了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来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妈妈那样，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牵着我回家。”

    结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

    转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从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毕业了。他说：“舅舅，我决心留京工作。”我说：“欢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术，教不了你什么。”他说不用，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接下来，在世界上最难的“国考”及艰难的就业环境面前，他几经挫败，不但进不了机关，反而面临返乡的窘境。

    随着离校日期的逼近，“强大的心”终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这座城市给他的教育已经足够，于是托熟人的关系，帮他进入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后，他面临的现实是残酷的。家里提供不了经济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坚持没有房子不结婚。

    他跟我说：“舅舅，你们那时候多幸福啊，没有开豪车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可能比你多一双耐克鞋。1993年，西三环还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环以西还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

    看他无处安放自己的心灵，我给他讲起了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那首诗和1995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时我上大二，获得了公费去香港参观学习的机会。机会难得，大家都在兴奋地购物。当别的同学在买随身听、美食甜点的时候，我只是花掉我所带的250块钱的大半买了3件T恤。

    回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穷”怎样变“富”》，以当时学得的社会学的“资源交换理论”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很穷，但你仍然可以变得“富有”，就是你身上必须具有其他人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你的志向、坚毅、才气、能力、爱心、专业、趣味等等，而唯有这些才是你在这个社会进行交往的“资源”，更是你走向幸福的起点。

    于是，我告诉我的外甥：

    第一，原来是主流才能入流，现在可能是非主流才能入流。当前是个多元化力量崛起的时代，展现人生价值未必要从政。

    第二，工作之后的5年至8年，你会进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在哪里工作本质上差异并不大，关键是把个人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上去，否则就会在35岁之后陷入人生全面的被动。

    第三，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这个城市让你留下，就会给你安身立命的资本，但人生总是“期权支付”的模式，“奋斗在前、收获在后”是通常的人生轨道，既然没有成为“富二代”，就要有成为“富一代”的决心。

    今年，我回校参加毕业16周年庆。看着年轻的学弟学妹，顿生羡慕之情。想到自己一脸沧桑、几多白发和已经逝去的青春，都不好意思在海棠花前与他们合影了。与花合影，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这勇气属于他们这些“未来者”。

    是的，未来者！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起点，都必将走向舞台的中央，所以，只要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就没有必要担心未来。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