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最初岁月，计划经济的限制使得许多青年面临严重成长不足的状况，感觉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于是有人投书报刊，被发表出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许许多多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不一定有确定的结论，但形成了年轻人必须要努力奋斗，克服环境和自身的局限，给自己开辟人生新的道路的基本共识。

    每个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其实就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机会。当时的年轻人确实是在一种“励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当时“自学成才”形成一股风气，从动乱中走出来的人开始了新的奋斗过程。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但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只要努力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为自己打开一片天的信心和激情激动不已。这种“励志文化”今天看来可能难免有肤浅之嫌，那种努力向上的氛围却是令人难忘的。

    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来中国，在诗里这样形容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不能移山，但是我能够发光。”安格尔为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而感动，也为中国的新希望而感动。正是这种激励人克服困难和努力奋斗的文化给了“改革开放”以历史的动力。在我们告别贫困、寻找未来的道路上，这种“励志文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相信每个人“能够发光”的“励志文化”。今天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和舆论氛围的年轻的“草根”，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等收入者”后备军的年轻人。他们在网络的跟帖和博客中形成的气氛里，对于社会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对于许多不良现象有尖锐的批评的同时，却在今天的社会变化和剧烈的全球竞争的面前，缺少一种发挥个人能力的愿望和决心；在发表许多正当的抱怨和指责的同时，却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努力缺少信心。这使得一种“抱怨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励志文化”，一种对于他人的指责和呵斥代替了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

    社会在今天当然要改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让大家，特别是底层民众分享发展的成果。但同时在剧烈的全球竞争中，每个人和民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进则退仍然是中国面对的现实环境。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里面有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讲到他送女儿上大学，感到忧郁而不是欣喜。他说，自己家里永远还有女儿那张温暖的床，但女儿的灿烂未来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奋斗，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位美国的父亲还会有这样的忧虑，更何况我们这些中国的父母。

    一方面社会有责任关爱年轻人，需要以最大的热情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要求，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机会，但另一方面，任何年轻人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都会面临完成不足的困难和成长的危机。这也需要一种“励志文化”，鼓励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给自己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父母应该给儿女一张床，社会也应该给面临困难的人一张床，这是一种责任，但一个人灿烂的未来永远得依靠自己的努力，这也同样是一种责任。

    我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励志文化”，也希望今天有更强烈的“励志文化”氛围，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巨大，机会仍然属于年轻人。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