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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返回部队不久，奉命到军区《战斗文艺》编辑部学习培训。说是学习，其实是帮助工作，因为部队规定必须经过一年以上的培训才能提干。1982年12月31日，阎连科正式接到了提干的命令，职务是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这一年，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吉星高照》。

    但是，吉星并没有高照。他一篇又一篇地写，稿子却被一篇又一篇地退回来。不过广种薄收，一年里总算还能发表一两篇。

    1983年9月，连科考上了河南大学政教系。这尽管是根据部队的推荐参加考试的，但考试极为严格。据说，名落孙山的还有师、团首长。学校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也是写作的好机会。连科这时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他要写小说。他一边大量阅读中外名著，一边写稿。这一时期他写的大都是短篇小说。

    这时缠绕着他的还有他的婚事。连科当了军官，家里自然来了许多提亲的人，部队的一些同事和首长也想为连科当月老。介绍的对象不少，但连科总觉得不甚合适。就这样一直拖到1984年，一个同事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是个工人，家在开封市。细高个儿，高鼻大眼，很有维吾尔姑娘的风韵。连科和姑娘谈了几次，双方印象俱佳。这时连科的父亲重病在身，老人捎过话来，要连科尽快回去结婚。

    连科对姑娘说：咱们结婚吧。姑娘答：结婚就结婚。

    连科说：要回我老家举行婚礼。姑娘答：中。

    姑娘的回答感动了连科，也给连科出了个难题。这时他一穷二白，拿什么结婚呀？这年国庆节，连科东借西凑，总算弄了150元钱，带着姑娘回田湖老家完婚。

    1985年，一纸命令下来，把连科调到连队当指导员。这次下连队似乎带点挂职体验生活的味道，只有四个月，接着又被调到155野战医院当秘书。当连队指导员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连科来说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积累。后来，他创作的大量军旅小说，表现的大多是来自农村的部队基层干部形象，被评论家们称为“农民军人”群像，也许与这一段生活不无关系。

    这一年，他写了中篇小说《小村小河》。小说写好了却不知寄到哪里。他翻了翻《昆仑》，看到一名编辑的名字，就寄给了他。一个月后，稿子被退回。半年以后，《昆仑》的另一名编辑海波来到商丘连科所在的部队，陪同的是连科。但他没敢提稿子的事，直到海波临走的时候，他才犹犹豫豫把这篇稿子交给了海波。商丘到开封有两个小时的行程，两个小时后，海波从开封打来电话告诉他，《昆仑》决定采用这篇小说。

    1988年，连科的中篇新作《两程故里》在《昆仑》第一期头条位置发表。这部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中的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不久，《两程故里》被全国甚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后来又入选1988年的《全国中篇佳作选》。

    15 蒋介石稳坐钓鱼台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当天，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邀其来渝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泽东复电未明确表态，蒋介石“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毛泽东复电，“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自己还是不来。蒋介石就“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步步进逼，让人看着却是情恳意切：我是尽心尽力了，中国的和战就系于毛泽东一身了。

    有人说蒋介石没想到毛泽东会来，但毛泽东来不来他都稳坐钓鱼台。

    这种淡定可不是装出来的。

    9月3日，即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第二天，蒋介石成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八年抗战，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上《时代》封面了。世界级的杂志，需要世界级的人物。而在“八一五”后的万众狂欢中，蒋介石达到了他人生的峰巅，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头号政治明星。

    《时代》称他为“不屈不挠的委员长，胜利的头号建筑师，如今和平的第一个希望所在”。斯大林更实在，认为他是能够管控中国的人，答应把援助都给他的政府。而中共之前拥护他为“抗战领袖”，现在毛泽东也同意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当然，还有沦陷区的人民“想中央，盼中央”。

    蒋介石简直拥有了一切。

    他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非常乐观。”

    对军事实力的乐观，是他稳坐钓鱼台的根源。

    皖南事变后不久，召开第二次参政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告诉他们：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还只能是防御。

    眼下不是动武的时候。

    一场大战刚刚结束，美英苏等国都不希望这个东方大国再来一场内战，国内和平更是人心所向，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忌惮。在他眼里，共产党专挑美国人爱听的讲，一提起“民主”“自由”，美国人就指责他“一党专政”。这回谈呗，嘴巴子上的东西，也让美国人讨厌讨厌共产党。而且胜利来得太快，他那支亚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精锐主力，还窝在中国的西南一隅，调兵遣将也需要时间。

    9月上旬，张治中曾密告胡宗南：“领袖密示，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作具体谈判，假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与“奸党”甚至“土匪”谈判，能谈出什么呢？

    谈是必须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关，都在中国最有力量的人物手中。一个成熟的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就是要把“和平”唱到按下战争开关的那一瞬间，而在那一瞬间之后，则应唱得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