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 插图 李玉明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军兵临燕境，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丹为挽救社稷危亡，豢养卫国人荆轲为刺客，阴谋刺杀或劫持秦王嬴政，迫使秦国归还侵占各诸侯国土地。为笼络荆轲效死，太子丹赐予他最华丽的房舍，投其所好，无所不至。荆轲感激涕零，欣然允诺。

    次年，荆轲携带两件礼物赴咸阳行刺，以便接近秦王嬴政：一是秦国降将樊於期的首级，嬴政对他恨之入骨；二是燕国督亢（战略要地，今属河北省）地图（图内暗藏匕首），秦王嬴政垂涎已久。

    果然，秦王嬴政在咸阳宫隆重接见荆轲，亲自观瞻礼物，荆轲在展示督亢地图之机，“图穷匕首见”。荆轲抓起匕首追杀秦王嬴政，秦王嬴政惊恐中围绕殿柱躲闪，急中生智把身佩长剑绕到背上拔出来，砍死荆轲，这场闹剧以失败落幕。秦王嬴政大怒，督师急攻，太子丹率燕军精锐与秦军先锋李信决战于督亢，兵败，逃亡辽东。燕王喜无奈，杀太子丹向秦赎罪，但秦王嬴政不依不饶，迅即灭燕。

    对“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情，因秦王嬴政残暴不仁，后世多对荆轲持赞美态度。这特别要归功于两首诗歌的渲染：其一，荆轲赴秦，太子丹知其有去无回，乃身穿孝服送别于易水之上。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悲吟《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这首诗因悲壮色彩浓烈，多为后世忧难国事者引用以明志。其二，初唐诗人骆宾王感怀荆轲之事，写有咏史诗《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因写《讨武曌檄》名扬天下，此诗也因骆宾王盛名而千古流传。

    但《资治通鉴》在辑录“荆轲刺秦王”时，司马光持相反态度，对荆轲及太子丹进行了激烈批判：“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 。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并引用扬雄的话斥责荆轲，“荆轲不可谓之义，盗贼而已”。

    这些评价反映了司马光所倡导的治国理念：其一，要使国家强大必须施行仁政，依靠人民的力量国家就坚如磐石，势如烈火，足以抗御强暴，战胜外侮。其二，在外交上必须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使用阴谋刺杀这类手段，只能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司马光的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荆轲刺秦王”功过是非的最好诠释。退一步说，假如荆轲行刺成功会怎样？也许会延缓秦国的攻势，但不会改变燕国被灭亡的命运。因为自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至秦王嬴政，连续七代秦国君王都坚持统一天下的目标，因此即使没有了秦王嬴政，他的继任者也会坚持不懈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以诸侯国包括燕国在内，要改变被灭亡的命运，不能把希望寄托于秦国内生变故，更不可像盗贼一样使用阴谋刺杀手段；挽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这就是对人民施行仁政，依靠人民的拥戴，形成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其实，这些思想认识并不是司马光的首创。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叹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段高论可谓振聋发聩：赵、韩、魏、燕、楚、齐六国是自己灭亡了自己，而不是秦国；秦国也是自己灭亡了自己，而不是以陈胜为代表的天下人。如果六国施行仁政，得到人民支持拥戴，秦国能奈其何！如果秦国统一天下后施行仁政，则万代传承而江山永固，谁又能灭亡它呢！

    由此看来，《资治通鉴》所倡导的治国理念，是与先贤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