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

    张治中首先就国民党方面对我军整编及驻地问题，做了系统发言。

    其次，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北平行营之人事。即令为顾及事实，必设置行营一类之机关，亦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帅指挥。

    再次，关于军队驻地。兄等所希望为哪几处地方应具体明确地提出来，中央可予考虑，而不可笼统地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

    王若飞的目光，是不是喷出了火星子？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他们连发三电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邵力子的说法是：“为什么政府方面不主动先提方案呢？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先生的电报，已将政府的希望充分说明，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 不以政府、大党自居，也算“培养良好的情绪”之一种吧。

    任何谈判，双方都不能不精心选择代表。邵力子曾是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与邵力子同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张治中，那次谈判后干脆就留在北平，不回南京了。张群、王世杰在国民党阵营中，也属温和派。如果选那种顽固派，或者武夫型的好战派，那就不是谈判，而是吵架、打架，培养战争情绪、气氛了。

    自国共两党有谈判一说后，周恩来几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从容、睿智的外交家风度世人皆知。而对于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的王若飞，人们就有点陌生了。中上个头、圆脸，像周恩来一样穿套普通的中山装的中央委员，能坐到那谈判桌前，也是从千军万马中遴选出来的。只是无论他性格多温和、多有修养，有时也难免怒发冲冠。

    谈判伊始，一些中间媒体就呼吁详细公布谈判情况，以使国民有公正的判断。用今天的话讲，叫人民有知情权。结果是每天只发表一个简短的消息。双方会谈几近无话不说，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如实详细公布，难免有人误读误解，甚至断章取义，不但破坏情绪，还使谈判者拘谨，不敢放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冰融三尺呢？

    有时每天都谈，有时隔上一两天，乃至几天，那差不多就是谈崩了、顶牛了，谈不下去了。彼此就往后退一退，冷静情绪，寻找双方是否还有什么共同点，使谈判继续下去。他们是天才，中国超一流的谈判专家，而且竭尽全力，不敢懈怠。可这一切都与个人素质无关，站在各自党派的立场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是天然的死胡同，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