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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不以无益废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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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1 日 星期    【打印】  
周世宗“不以无益废有益”
□喻清录
周世宗下诏将民间佛像上缴县衙 插图 李玉明
    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九月,世宗皇帝柴荣针对民间销钱取铜铸造佛像,导致流通铜币减少的弊端,晓谕天下:除官用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留用外,民间铜器、佛像50日内全部上缴县衙,官府补偿价值;过期隐匿不缴,5斤以上处死,5斤以下处刑。

    有侍臣持异议,柴荣说:“佛以善道化人,有志于善,才是敬佛,那些铜像岂可谓佛!我听说佛最喜爱造福于人,佛祖也要舍身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造福百姓,我也在所不惜。”结果全国焚毁寺院30336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这件事:“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由此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佛教所倡导的正确态度是:以爱民为重,“不以无益废有益”。

    西汉之后,佛教盛行,崇佛还是反佛,统治者必须做出回答。佛教的本旨是劝善,但如果崇佛过盛,就会产生至少三个副作用:一是大建佛寺,广造法器,会大量耗费官府和民间财力;二是僧尼众多,会严重削弱社会生产力,减少国家税收;三是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利用。因此,当佛教处于适度状态时,是仁爱的体现,有益于社会;但当佛教膨胀到不适度状态时,就无益于社会。周世宗就是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他毁佛并不是禁佛,而是让佛教回归适度状态,真正体现仁的作用。

    崇佛与毁佛,其实质是“有益”与“无益”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记载了大量崇佛与毁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警醒宋朝及后世的统治者。

    佛教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崇佛到了可笑的地步。他纵容宗室官僚贪污聚敛,却又以崇佛的伪善面目欺世盗名,曾三次效法佛祖,舍身于佛教名寺同泰寺;朝臣们屡请不回,只好花费巨资为他赎身,致使国库空竭。接着发生了“侯景之乱”,他困饿而死。萧衍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而崇佛,完全亵渎了佛教的本旨,佛祖如果有灵,只会惩罚他。

    北魏崇佛,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建佛寺3万多所,僧尼达200万人,仅洛阳城内就有佛寺1300多所。而此时国家分裂,南北划江而治,北魏统治下的北方区域,人口还不足3000万。可以想象,北魏如此崇佛,对国家何益之有!对百姓何仁之有!

    相反,存有仁爱之心的当政者,对佛教的取舍是以利国利民为上的。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七月,诏令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捐一个铜钱建佛像,宰相狄仁杰谏劝:“今之寺院,规制超过宫殿。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武则天遂罢其诏。之前,狄仁杰巡视吴楚一带,曾焚毁寺庙1700多所,只保留4处以诵经劝善。

    南朝宋明帝刘彧(yù)崇佛,把王宫改建为湘宫寺,要建十层佛塔,但久建不成,于是改建为两座七层佛塔,耗费无算,极其辉煌壮丽。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十一月,新安太守巢尚之朝见,刘彧问:“你去湘宫寺观瞻了吗?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陪侍刘彧的侍郎虞愿正色道:“此皆百姓卖儿卖妻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叹;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刘彧大怒,驱逐虞愿下殿。虞愿徐徐而去,面无异容。

    唐中宗时,贵戚争建佛寺,度人为僧,许多富户强丁削发以避徭役,致使佛寺人满为患。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宰相姚崇上奏:“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必妄度奸人,使坏正法!”玄宗准奏,姚崇命有司清查天下僧尼,责令伪妄僧尼1.2万多人还俗。

    唐武宗时,全国僧尼达20万人,10户养1人,需200万农户供养,武宗遣返17万僧尼还俗,使170万农户得以歇息。但到唐宣宗时,还俗僧尼又争相剃度,进士孙樵上奏:“百姓男耕女织,不能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食。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使百姓得以歇肩。”宣宗下诏遏止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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