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下诏将民间佛像上缴县衙 插图 李玉明

    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九月，世宗皇帝柴荣针对民间销钱取铜铸造佛像，导致流通铜币减少的弊端，晓谕天下：除官用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留用外，民间铜器、佛像50日内全部上缴县衙，官府补偿价值；过期隐匿不缴，5斤以上处死，5斤以下处刑。

    有侍臣持异议，柴荣说：“佛以善道化人，有志于善，才是敬佛，那些铜像岂可谓佛！我听说佛最喜爱造福于人，佛祖也要舍身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造福百姓，我也在所不惜。”结果全国焚毁寺院30336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这件事：“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由此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佛教所倡导的正确态度是：以爱民为重，“不以无益废有益”。

    西汉之后，佛教盛行，崇佛还是反佛，统治者必须做出回答。佛教的本旨是劝善，但如果崇佛过盛，就会产生至少三个副作用：一是大建佛寺，广造法器，会大量耗费官府和民间财力；二是僧尼众多，会严重削弱社会生产力，减少国家税收；三是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利用。因此，当佛教处于适度状态时，是仁爱的体现，有益于社会；但当佛教膨胀到不适度状态时，就无益于社会。周世宗就是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他毁佛并不是禁佛，而是让佛教回归适度状态，真正体现仁的作用。

    崇佛与毁佛，其实质是“有益”与“无益”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记载了大量崇佛与毁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警醒宋朝及后世的统治者。

    佛教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崇佛到了可笑的地步。他纵容宗室官僚贪污聚敛，却又以崇佛的伪善面目欺世盗名，曾三次效法佛祖，舍身于佛教名寺同泰寺；朝臣们屡请不回，只好花费巨资为他赎身，致使国库空竭。接着发生了“侯景之乱”，他困饿而死。萧衍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而崇佛，完全亵渎了佛教的本旨，佛祖如果有灵，只会惩罚他。

    北魏崇佛，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建佛寺3万多所，僧尼达200万人，仅洛阳城内就有佛寺1300多所。而此时国家分裂，南北划江而治，北魏统治下的北方区域，人口还不足3000万。可以想象，北魏如此崇佛，对国家何益之有！对百姓何仁之有！

    相反，存有仁爱之心的当政者，对佛教的取舍是以利国利民为上的。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七月，诏令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捐一个铜钱建佛像，宰相狄仁杰谏劝：“今之寺院，规制超过宫殿。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武则天遂罢其诏。之前，狄仁杰巡视吴楚一带，曾焚毁寺庙1700多所，只保留4处以诵经劝善。

    南朝宋明帝刘彧（yù）崇佛，把王宫改建为湘宫寺，要建十层佛塔，但久建不成，于是改建为两座七层佛塔，耗费无算，极其辉煌壮丽。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十一月，新安太守巢尚之朝见，刘彧问：“你去湘宫寺观瞻了吗？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陪侍刘彧的侍郎虞愿正色道：“此皆百姓卖儿卖妻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叹；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刘彧大怒，驱逐虞愿下殿。虞愿徐徐而去，面无异容。

    唐中宗时，贵戚争建佛寺，度人为僧，许多富户强丁削发以避徭役，致使佛寺人满为患。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宰相姚崇上奏：“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必妄度奸人，使坏正法！”玄宗准奏，姚崇命有司清查天下僧尼，责令伪妄僧尼1.2万多人还俗。

    唐武宗时，全国僧尼达20万人，10户养1人，需200万农户供养，武宗遣返17万僧尼还俗，使170万农户得以歇息。但到唐宣宗时，还俗僧尼又争相剃度，进士孙樵上奏：“百姓男耕女织，不能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食。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使百姓得以歇肩。”宣宗下诏遏止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