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贿选案当事人正受到法律严惩，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466人受到处分。此案涉案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东窗事发后，许多涉案人还心存侥幸：牵涉面如此之广，最后估计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既往不咎，今后从严”，怎么可能处理一大片呢？

    这是典型的“法不责众”心态。法不责众，当然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一些国人奉之为混世之道，誉之为老祖宗留下来的生存哲学。但历史上的“法不责众”，真的这么简单吗？

    公元1872年，清朝同治壬申年，江苏吴中县的县太爷遭遇了一桩奇案：一个名叫多图志的工匠因破坏行规，被一群同行活活咬死，身上伤口多达123处。

    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多图志离奇的死亡：一群工匠冲进这个坏了规则的同行家里，把他围住，攻击者的武器不是刀棒，也不是拳头，居然是牙齿，你一口、我一口，就这么把多图志活活咬死了。

    工匠们全部被押到县衙受审，但这案子确实难审——谁先咬第一口的？谁咬的致命一口？于是，这起案子陷入了一个“法不责众”的困局。但杀人必须偿命，总得找一个人来顶罪。于是，一个叫戴起义的倒霉蛋被揪了出来，原因是他在众工匠冲进多图志家张开白森森利齿之前说过一句话——咬死人不偿命。其实这句话的产权也不属于戴起义，应该属于那本著名的《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第75回《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讲的是陷害岳飞的张俊——就是至今跪在岳飞坟前的四个赤裸上身的铜像之一——在宋孝宗即位后遭到惩罚，当他被押赴刑场即将斩首时，围观的群众出于对岳飞的热爱和对奸臣的痛恨，一拥而上，把张俊活活咬死了。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张俊晚年封清河郡王，显赫一时，最终得以寿终正寝，并非在小说中悲惨地死于众人之口。但这抚慰了群众心灵的情节，演绎出了“咬死人不偿命”的谚语。

    戴起义因为说出这句谚语，最终被判刑抵罪，其他工匠则全部释放。

    众人咬死一人，是共同犯罪，但对付“法不责众”，官府通常只采取一个办法——枪打出头鸟。在古代，对统治者而言，民间“法不责众”的心态，让他们很是头疼：不处理吧，统治权威荡然无存；处理吧，乌泱泱一片人，处理成本实在太高。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处罚带头的，以有效瓦解反对力量，让从众者作鸟兽散。

    明初，权臣胡惟庸出于被清算的恐惧，也拼命想玩一把“法不责众”。于是疯狂拉人下水，人越多越好，到时皇帝你总得顾虑一下吧，你不可能把我团队里的人全杀光吧。胡宰相果然笼络了一大批朝廷重臣，包括朱元璋最看重的前宰相李善长。

    李善长为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德高望重，被视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一般人都认为，皇帝杀再多人也不会杀李善长的。胡惟庸还看中了李善长的镇宅神器——两张免死铁券。胡惟庸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他想，如果把一堆人尤其是李善长和我紧紧绑在一起，他不死，我也可以跟着不死。

    但他们都低估了朱元璋，朱元璋是什么人啊？根本不考虑什么“法不责众”。他找到了胡惟庸的把柄，马上把他杀了。而且，朱元璋绝对不是喜欢“枪打出头鸟”的人，出头鸟要杀，其他鸟也统统要杀，管你有多少。

    胡惟庸死于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正月，但杀戮一直持续到洪武二十五年，足足12年之久，牵连致死者三万多人，史称胡惟庸案。那个拥有两张免死铁券的李善长，也被杀掉了。

    法不责众？朱元璋不信邪，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区分共同犯罪中的首犯与从犯并区别对待，而不是让首犯一人受罚，或者不分首犯、从犯完全一样惩罚，是法律完善的一个标志。

    在衡阳贿选案处理中，既没有因为涉案人数众多而找一个倒霉鬼“杀鸡儆猴”，也不是所有人同等下场。这是反腐的决心，也是扎实推进法治的决心。

    如果说，“法不责众”是曾经流传千年的司法潜规则，那么，是应该向这个潜规则说“不”的时候了。“法治思维”这四个字如今很热，应当取代“法不责众”。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