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斩杀降兵 插图 李玉明

    五代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十月，汉高祖刘知远收复契丹占领的京师大梁，戍守大梁的1500名契丹幽州兵投降，刘知远将他们全部斩杀，然后挥师北上，围困被契丹占领的另一战略要地邺都（今河北临漳）。邺都守将张琏得知大梁降卒全部被杀，遂率2000名幽州兵死守不降。刘知远与张琏立誓，许其不死，张琏才献城投降。但刘知远进城后，竟将张琏和数十名将官全部诛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此事：“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不仁不信，何以守国！其祚运不长，宜哉！”在他看来，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只延续三年就迅速灭亡，原因在于他滥杀降卒，不仁不信，理当受此报应。

    “杀降不祥”是著名古训。这是因为杀降有三点失策之处：其一，“天有好生之德”，降卒已经放下武器，就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恣意报复杀戮手无寸铁的人，是违背天理的；其二，杀戮降卒，只能让敌方怨恨恐惧，不利于分化瓦解对手，这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其三，战争的目的是征服而不是杀戮，把人都杀掉了，谁来创造社会财富呢？因此，杀降是社会的倒退，是文明的毁灭。从治国理念上说，是极其愚蠢的短视行为。

    “杀降”的受害者，从狭义上说，是指敌方的军士；从广义上说，还应包括战乱中被胁迫为兵的平民百姓。如果杀戮降卒还有“恐其叛乱”的理由的话，那么杀戮平民百姓就毫无道理。事实上，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乱中，受伤害最大的是平民百姓，被杀戮最多的也是平民百姓。以隋唐为例：隋文帝死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当时全国民户890万，人口5300万左右。经过隋末唐初23年大战乱，至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人口仅存十之一二，还不到1000万人，丧失的4000多万人，除了饿死的，就是被残杀的。又经过78年繁衍生息，到武则天去世（公元705年）时，全国人口才恢复到615万户3714万。从隋文帝去世到武则天去世，中间历经百年，全国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1600万。

    《资治通鉴》对杀戮降卒的记载，主要有两例：一是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降卒45万人，仅活命“童子军”240人归赵。二是秦楚宜阳之战，项羽坑杀秦军降卒20万人。这两次大屠杀都证明“杀降不详”，因为秦、楚都短命而亡。

    《资治通鉴》对杀戮平民的记载却多而又详。东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元月，控制东晋朝政的刘裕（后篡晋建立南朝宋）北伐南燕，围广固城多日，血战而下。刘裕欲屠尽守城军民，部将韩范谏劝：“晋室南迁，中原涂炭，士民不得已而附贼。但他们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如尽坑杀，恐失中原人心。”刘裕稍醒悟，仍斩杀3000人，没入家口万人。司马光评论此事：“刘裕不于此时表彰贤俊，安抚人民，而更恣行屠戮以逞愤怒；他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他认为刘裕最终没能统一北方，是因为残忍好杀，丧失了中原人心。

    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李世民第八子、越王、蔡州刺史李贞举兵反叛，并胁迫数万百姓为兵参与守城。武则天派遣十万大军讨伐，以文昌右丞相张光辅为监军。百姓闻官军至，皆放下武器出城投降，道路为之拥堵。张光辅却命令将百姓团团包围，全部斩杀，流血丹野。左丞相狄仁杰于危难中出任豫州刺史，当时穷治李贞党羽，死罪者700家5000人，酷吏催促行刑。狄仁杰密奏武则天：“此皆失误之人，臣知而不言，恐违陛下仁爱之旨。”武则天于是改判这5000人流放丰州。对张光辅的杀降暴行，狄仁杰怒斥：“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你放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岂非一贞死（李贞自杀）而万贞生！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汝之颈，虽死如归耳！”张光辅无言可对，却奏报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贬狄仁杰为复州刺史。而张光辅为仇家所告，被武则天以谋反罪诛杀，遭到了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