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取经 插图 李玉明

    玄奘，唐代高僧。《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注：玄奘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著名佛教经典翻译家，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唐代佛教盛行，但众说纷纭，他决心赴天竺（今印度）学习以求解答。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出玉门关西行，至天竺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历游天竺各地，与当地僧众辩论，名震五天竺。历时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携经返回长安，专事译经工作。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所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的重要历史资料。由于成就卓越，历经艰难险阻，民间将其故事夸张描述，形成许多文学作品，如《西游记》。

    这就是玄奘，地位不可替代、功绩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但令人费解的是，《资治通鉴》里竟没有玄奘的记载，连玄奘的名字都未出现。我们不禁要问：玄奘哪里去了？是玄奘没有资格入选《资治通鉴》，还是编者的疏忽遗漏？显然都不是。答案只能是司马光故意删除了玄奘。他认为佛教对治国安邦有害无益，而玄奘在唐朝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都与其过从甚密，称其为“国宝”，他不愿如实辑录玄奘，是不想让宋朝的最高统治者熟悉玄奘，走近佛教。司马光这种编撰思想，在《资治通鉴》对历史资料的选择中多次出现，删除玄奘则走向了极端。

    如果细心浏览《资治通鉴》，会发现一个鲜明对比：通篇对佛教没说一句好话；对反佛毁佛，则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其中三例尤能反映司马光的思想倾向性。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有僧自西域来，自言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苏醒。太宗使侍卫中强健者试验，果如其言。太史令傅奕不信佛，上奏：“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压正，咒我必不能行。”太宗遂命西僧咒傅奕。傅奕昂然挺立，口诵孔子之言，西僧反复念咒，傅奕纹丝不动；西僧忽然僵仆，如被重物所击而死。

    唐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四月，绥州（今陕西绥德县）有流痞名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久之，草生于上，乃欺骗乡人：“我于此望见佛光。”聚众掘地，果得佛像，百姓跪拜，施舍无数。白铁余遂谋作乱，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杀官吏，焚民舍。武则天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讨伐，擒白铁余，斩首示众。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一月，功德使（佛教事务官员）奏：“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光），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宪宗遣僧众迎之。次年正月佛骨至京师，留宫三日，乃历送各寺，王公士民瞻仰，唯恐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表：“枯朽之骨，岂宜进入宫禁。请将此骨投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大怒，将杀韩愈。宰相裴度劝谏：“韩愈虽狂，用心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贬韩愈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

    这三件事，都对佛教进行了无情嘲弄，符合司马光的思想，所以他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但我们要公正地说，这与玄奘的卓越功勋和历史地位实在不能相比，为何弃大取小呢？

    反对佛教，是北宋知识分子总结唐代、五代崇佛过盛的教训，为治理国家提出的一项政策，对玄奘的态度，就是这一政策的缩影。后晋刘昫等编撰的《旧唐书》对玄奘有详细记载，北宋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时却删除了玄奘，因为他坚持反佛。司马光师承欧阳修，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玄奘。

    玄奘是善良的僧人，没有什么可怕，佛教也非一无是处。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思想倾向而罔顾历史事实，把玄奘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确实不够高明，也不够光明。从这个角度说，《资治通鉴》还算不上完美，是有严重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