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布到彭越头颅下哭祭 插图 李玉明

    义，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资治通鉴》对义的辑录，在“仁义礼智信”中超过了仁，记载的数百位与义相关的历史人物，既有忠贞义士的高风亮节，也有无耻小人的丑恶嘴脸，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表明义的文化地位可与仁相提并论，是历史长河中随处可见的一道亮丽风景。

    义属于道德范畴，是千百年来经过社会实践又为人们所公认的社会伦理，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公平正义的优秀品德，既是人人都需要社会给予的，又是人人都应该回报社会的，二者不可偏废。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扶危济困，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疾恶如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助人为乐，雪中送炭”等，都属于义的行为。不难想象，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义的行为，道德堕落，公理沦丧，将何以教化天下！如果一个人泯灭了最基本的社会良知，鲜廉寡耻，将何以立足于人世！

    在中国历史上，对义的内涵理解最深刻的是孟子。他说：“义，人之正路也。舍正路而不走，哀哉！”认为义是人世间最中正的大道，如果舍弃这样的正道不走而走邪路，是很悲哀的。尘世之人都有人生之路，但走什么路，结果迥然不同，孟子把义比喻为人间正道，真是画龙点睛，用心良苦。他还这样强调义的重要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他看来，义比生命还重要，“舍生取义”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义既然是人世间最中正的大道，那么奉行这条大道的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的。《资治通鉴》辑录的众多义士，确实得到了当世或后世的赞美，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其中还有18位义士奉行大道而因祸得福，如汉朝的栾布，唐朝的李公式（huī）、徐晦。

    刘邦统一天下后猜忌功臣，先杀韩信，接着诬以谋反罪杀了梁王彭越，夷三族，并把他的头颅悬挂于洛阳城头，告示：“谁哭祭就逮捕谁。”彭越贫贱时住在友人栾布家，后来参加秦末农民大起义，追随刘邦战胜项羽，被封为梁王。而这时栾布已家道中落，卖身为奴，彭越报告刘邦后将他赎回，拜梁国大夫，出使齐国。栾布归来看到告示，毅然到彭越头颅下报告出使情况，祭拜大哭，当即被捕。刘邦备下一只开水沸腾的大镬，召见栾布大骂：“我禁止为彭越收尸，你胆敢祭拜痛哭，同谋造反很明白了，赶快就烹吧！”栾布大义凛然道：“我说一句话就死，不劳您动手。陛下当初败于彭城，困于荥阳，是梁王牵制项羽，您才渡过危机。垓下之战，梁王舍命拼杀，才使项羽灭亡。今天下已定，您就捏造罪名杀了他，天理何在！如今梁王归天，我生不如死，您就烹了我吧！”说罢飞身自投大镬。刘邦自知理亏，赶紧让人拦住，准许他为彭越收尸，并提拔他做了都尉。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谋反，案情牵连到雍州长史李晋。李晋被押赴刑场之时，往日僚属皆奔散，唯有司功（官职）李公式跟随囚车，身穿孝服，一路恸哭，不失在官之礼。李晋死后，李公式又为其收尸安葬。有司请示逮捕李公式治罪，宰相姚崇感叹：“他是栾布一样的义士啊！”遂提拔其为尚书郎。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凭贪污受贿，朝廷贬杨凭为临贺尉。杨凭出行之日，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饯别。太常卿权德舆劝告：“君送杨凭，恐受连累！”徐晦道：“晦自布衣蒙杨公提携，今日远贬，岂同路人乎！”权德舆称之于朝，李夷简奏请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拜谢李夷简：“我与公素昧平生，何以如此？”李夷简曰：“君不负杨凭，肯负国乎！”

    栾布、李公式、徐晦升官晋爵，是因为刘邦、姚崇、李夷简都意识到：他们不负故人，有情有义，也一定能够报效国家，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