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不同空间的遗存“共时性”问题是令考古人挠头的一大难题。我们虽摸索出了“搭桥法（桥联法）”，即通过器物（主要是日用陶器）间的相似度来推断所属遗存的共时性，但说到底还是推断，不是确证，结论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想见的。不要说相似相近，即便是看起来相同的器物就一定是同时的吗？时空差，文化谱系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会使文化现象变得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约为偃师商城第一期）究竟是前后相继还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缺乏能够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研究还仅限于陶器形制风格上的排比推断。

    这里，我们不拟过多涉及学者们通过日用陶器来分辨夏商王朝的丰硕成果。夏商分界研究的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有过硬的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因素分析上的证据。

    正因为每一家都能拿出自认为过硬的证据，才让我们对这种证据的可信度及其立论前提产生怀疑。显然，其立论前提是，日用的、锅碗瓢盆的风格是以改朝换代为转移的。我们曾对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器群组合演变情况做过梳理。发现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特征上看，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是渐进的，其间缺乏大的突变和质变现象。

    可以认为，在相关文化分期与谱系研究乃至文化归属问题上的种种歧见，也应主要归因于该地域文化发展上的渐进性或曰连续性。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以当地先行文化为主源，随时间的推移按惯性连续演进，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各阶段的特色。尽管有族群甚至王朝的更替，但它们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由于外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上的大断裂。这种连续性的特征，应是中国上古史上这一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的真实写照。后世中国王朝更迭而文化内核大致不易，其渊源或可上溯至该时期，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