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辞别曹操，重归刘备麾下 插图 李玉明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涿郡人刘备，以贩鞋织席为业，因镇压“黄巾”有功，得授平原县令之职。刘备与山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友善，于是以二人为司马，分统部众，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二人跟随刘备，不避艰险。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已任豫州牧的刘备与车骑将军董承等谋杀曹操，事败，曹操征讨刘备，刘备逃窜，关羽被俘。曹操欣赏关羽为人，欲收降为己用，于是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重加赏赐。但关羽追随刘备心如铁石：“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生死，不可背之。”后来果然离开曹操重归刘备麾下。这表明关羽是很重义气的，富贵不能动其心，移其志。

    然而也正是这种义气，埋下了蜀汉灭亡的祸根。诸葛亮出山时，为刘备设计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先占荆州，再夺益州，然后结好东吴，兵分两路，荆州之兵攻洛阳，益州之兵攻长安，天下可定。但局势并没在诸葛亮设计的轨道上发展，关羽主持荆州军事后，凭借与刘备的特殊关系，与东吴为仇，曹操趁机与孙权联手，南北夹击荆州，关羽兵败身亡。刘备执意伐吴为关羽报仇，翊军将军赵云谏劝：“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伐魏，中原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先与吴战，非策之上也。”群臣谏者甚众，刘备皆不听，结果招致彝陵之败，蜀汉由此而衰弱。

    《资治通鉴》记载的这段跨越近四十年时光的完整故事证明，义气是柄双刃剑：在正义轨道上演绎的义气，是纯美的操守；脱离正义轨道的狭隘义气，则是人生悲哀。因为义有大义与小义之分，大义乃国家民族利益，小义则是友情亲情。大义永远高于小义，当二者发生矛盾时，舍弃小义而遵行大义，才是义者的正确选择。“刘关张”们把小义凌驾于大义之上，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失败是难免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治通鉴》辑录了许多小义服从大义的史实，以警世人。

    齐武帝斩将安民心。南北朝时南齐武帝萧赜（zé）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十二月，富阳顽民唐寓之以妖术惑众作乱，攻陷富阳。萧赜派遣禁兵数千人讨伐唐寓之，一战而胜，平定叛乱。但禁军乘胜一路抢劫，百姓怨声载道，又呈“土崩”之势。萧赜闻报，逮捕禁军先锋、将军陈天福，腰斩于市；免除禁军主将刘明彻官职，逮捕入狱治罪。陈天福乃萧赜爱将，战功显赫，既以扰民伏法，朝廷内外，军队上下，无不震肃畏惧，面貌一新。接着，萧赜又指派通事舍人刘季宗到前线巡视慰问，遍至富阳各县，赦免被驱逼而作乱的百姓无罪，赈济因军人抢劫而破败的数万民家，结果迅速安定了民心，消除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民变。萧赜宠爱陈天福，是小义；人心向背事关国家存亡，是大义，他弃小义而存大义，算得上明君。

    司马孚枕股哭曹髦（máo）。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曹魏第四位皇帝曹髦不甘为司马昭所欺，率宫人讨伐司马昭，被弑于街头。百官无人敢为曹髦收尸，唯有司马昭叔父、太傅司马孚头枕曹髦尸体恸哭：“杀陛下者，臣之罪也！”皇太后畏惧司马昭，下令废曹髦为庶人，葬以民礼，司马孚又请以王礼安葬。五年后，曹魏第五位皇帝曹奂被司马炎逼迫禅位，司马孚无力改变局势，只能握曹奂手流涕嘘唏，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司马孚看重君臣大义，不屑于宗族小义，所以后世对司马氏家族多有贬损，唯对司马孚赞美有加。

    张镇周大义治乡里。唐高祖时，寿州都督张镇周调任故里舒州为都督，虽衣锦还乡，却难免尴尬之事。到任之日，他多购酒肉，在故宅招待亲戚故人，如同布衣，极尽欢洽。十日后，乃泣别众人道：“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人欢饮，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此亲戚故人犯法，一无所纵，境内肃然。这个张镇周实在高明，他注重大义，但又不是无情无义，而是恰当处理大义与小义的关系，可谓公私两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