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时的史料，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干扰。”

    “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这样，我们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体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关于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与李峰先生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地勾勒，都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景观，使得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有可能被解构，不能不认为是极具震撼力的。需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扭转“证经补史”的倾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是近十几年间的事。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