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仪宁死不诬陷刁嘉 插图 李玉明

    三国吴主孙权晚年猜忌心益盛，任命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加强对东吴官员的监督。吕壹因此作威作福，排陷无辜，毁短大臣，报复有仇有怨者，群臣畏之如虎，唯恐避之不及。一日，吕壹诬告江夏太守刁嘉诽谤国政，还列举了数名证人。孙权大怒，立即逮捕刁嘉勘问，并讯问证人证词。证人们畏惧吕壹，都招供听到了刁嘉诽谤之言，只有侍中是仪说没听到。孙权又逮捕是仪，日夜连审，拷掠备至。是仪几昏几死，只有一句话：“今天刀锯已架在臣的脖颈上，臣何敢为刁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始终据实回答，不改供词。孙权发现是仪是奉行大义的君子，于是将其释放并提拔为尚书仆射，还请他做了爱子鲁王孙霸的师傅；刁嘉也因此免祸。

    不编造谎言诬陷好人，是做人的最基本道德。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除极个别奸佞小人，绝大多数国人是具备这种道德的。但当“死亡”与“说谎”二者必选其一的时候，说一句诬陷别人的谎言就可以不死，甚至可以得到富贵，不说谎话就要死，恐怕很多人都会难以取舍。谁不珍爱生命呢！谁不恐惧死亡呢！谁不向往富贵呢！因此，面对死亡仍然奉行大义，不违背道德良心说谎陷害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认为义比生命还重要。是仪宁死不说谎陷害刁嘉，可以称为义的典范；孙权能够洞察是仪的可贵之处并予以重用，也不失为一代明君。

    《资治通鉴》辑录是仪这类“宁死不诬人”的义士寥寥无几，因为这种人本来就极少。少而珍贵，他们的高风亮节，使人心悦诚服，万代景仰。

    公元578年6月，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统一北方后病死军中，托孤于宗师宇文孝伯，太子宇文赟（yūn）即位，是为宣帝。当时北周朝政控制在宇文邕之弟、宇文赟叔父、齐王宇文宪手中，宇文赟即位后要杀宇文宪夺回朝政，于是拉拢宇文孝伯：“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相授。”宇文孝伯叩头道：“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宇文赟将他驱逐而出，遂诬以谋反罪杀了宇文宪，接着召见宇文孝伯斥责：“你知齐王谋反，为何不言？”宇文孝伯凛然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不会谋反，所以不言。且先帝嘱咐微臣，唯令辅导陛下，没让臣捏造谎言诬陷齐王。”宇文赟无话可说，遂将宇文孝伯“赐死于家”。宇文孝伯面对高官的诱惑和死亡的威胁，宁死未说一句陷害齐王的谎言，古今义士谁能超越他呢？

    在这件冤案中，与宇文孝伯相映生辉的是宇文宪的参军李纲。宇文赟将害宇文宪，召集他的僚属证成其罪，只有李纲未说一句谎言陷害。齐王死后，故吏皆散，只有李纲抚棺号恸，戴孝安葬，哭拜而去。齐王留一幼女，李纲赡恤成人；李纲去世，此女披发号哭，如丧亲父。

    不说谎诬陷活人已经不易，不说谎诬陷死人就更难了，这确实需要坦荡无私的胸怀。公元572年5月，北齐尚书右仆射祖珽为陷害丞相斛律光，编造童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为一斛，斛律光字明月）”，隐喻斛律光篡逆谋反。北齐后主高纬以谋反罪杀了斛律光，但毫无证据。为向天下人交代，祖珽令二千石郎邢祖信抄检斛律光家，希望他说谎拼凑些证据。抄检归来，祖珽逼问：“所得何物？”邢祖信据实回答：“弓十五，刀七，宴会比赛射艺用箭百，御赐矟（矛）一。”祖珽又厉声问：“更得何物？”邢祖信仍据实回答：“枣杖二十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杖之一百。”祖珽失望，只好说：“朝廷已加重刑，你要为他雪冤吗？”家人友人皆责怪邢祖信太刚直，恐怕惹祸上身，他却慨然曰：“贤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他对死人也是不肯说一句谎言陷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