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阳杂技，承接汉、魏晋、隋等朝代杂技基础，并不断发扬光大。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每年元宵节前后都要举行大酺(pú)，即大宴群臣并举行杂技演出；唐玄宗时在洛阳明义坊设两个教坊，培养杂技人才，舞马等杂技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诸多因素共同推动洛阳杂技进入鼎盛时期。

1 杂技繁盛，蔚为大观

我市历史学者郑贞富表示，唐朝皇室、贵族喜看杂技演出，唐朝诸帝重视乐舞的社会作用，歌舞杂技也在此时达到全盛。

武则天喜看杂技演出。这位女皇迁都洛阳，凿龙门，游嵩山，在每年元宵节前后都要举行大酺，即大宴群臣并举行杂技演出。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正月二十一日，她在洛阳城南大宴群臣，并请他们观看歌舞杂技。

唐玄宗不仅爱看杂技，还参与杂技创作与表演。他喜欢斗鸡戏，曾选五百人，专门训练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等杂技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唐代诗人王建的《春日五门西望》说：“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描写了唐玄宗时杂技演出的盛况。

统治者的重视带来杂技的蓬勃发展。唐代杂技种类繁多，如傀儡戏、参军戏、旋盘、掷枪、蹴瓶、飞弹、拗腰、踏球、吞刀、吐火、藏狭、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跳丸、角抵、戏马、斗鸡、舞剑、击鞠、戴竿、蹋鞠、相扑……人间百艺，应有尽有。

2 教坊：国家投入，培养杂技人才

唐代，教坊的发展为杂技繁荣提供了沃土。唐朝教坊，主要负责俗乐百戏，即歌舞、俳优和杂技的教习、排练和演出，用于宴飨、节庆等场合。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为了满足贵族对乐舞、杂技等的需求，对教坊机构进行“整改”，将教坊机构管理权由太常寺改为宫廷，直接听命于皇帝。唐崔令钦《教坊记》提到：“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郑贞富说，唐玄宗李隆基生于洛阳。他即位后，在洛阳住了11年，在洛阳明义坊设左右两个教坊，由宫廷派中宫（宦官）为教坊使，管理教坊的事务，培养杂技人才。此举系统地组建起杂技教习表演“国家队”，为唐朝洛阳杂技的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国家的投入也解除了杂技表演人才的后顾之忧。

唐玄宗时，教坊中杂技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滑稽戏、参军戏等。由于时代变迁，唐朝中后期，教坊艺人开始逐步融入社会和民间市场，推动杂技不断发展。

3 大酺：杂技

集中展示的舞台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在每年元宵节前后都要举行大酺，唐玄宗延续了这一传统，常在洛阳城南举行大酺，表演的杂技中，较为精彩的节目有爬竿、马戏等。

当时有王大娘者，善于舞长竿，当时观看杂技的刘晏说：“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表演爬竿的主要是女子，“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王建的《寻橦歌》对表演作了生动的描述，提到爬竿并非普通的百戏，不是人人都能学的。一位装束别致的女子，身轻如燕，缘竿而上，在竿上蹁跹起舞。忽然一个翻身，头朝下顺竿而下，将落地时突然停下来，虽然竿很高，但这个女子从容不迫，表演了许多高难度动作。

马戏是杂技门类之一，原指人骑在马上表演，后为各种驯兽、驯禽表演的统称，隋唐时的洛阳，吸引着众多经丝绸之路而来的胡人经商、表演杂技，其中就有粟特（主要活动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马戏团。

唐玄宗在洛阳勤政楼举行大酺，来到洛阳的粟特马戏团表演了引马、立马、骗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身、赶马等，其中最绝的是“透剑门伎”，就是马越刀山：地上倒插刀剑，间隔分成几级，犹如房椽，寒光闪闪，使人望而却步，表演者骑马跳过，人马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