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钉纹铜爵

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酒文化源远流长，有酒就有酒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有陶和青铜两种材质，青铜在当时属于贵金属，只有上层社会才拥有。因此，青铜酒器大多出土于贵族墓中。这些青铜酒器也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酒器实际上也是礼器的一种。爵是众多酒器的一种，属于小型温酒器或注酒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凡出土青铜容器的，必见青铜爵，可见青铜爵也是礼器中的核心器物之一。

但爵是否直接用来饮酒，尚未确定。考古人员在出土的爵底部发现有烟炱（tái）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gū）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爵数量较多，但青铜爵数量有限。这些青铜爵造型一致：前有流（倒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把手，下有三足。

在数量有限的青铜爵中，乳钉纹铜爵是最特殊的一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所有青铜爵中唯一带有纹饰的——腰腹正面装饰5颗乳钉，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不要小看这处纹饰，它不仅代表着更高超的制造工艺，也表明了其拥有者不寻常的身份地位。

“如果把乳钉纹铜爵与二里岗至殷墟时期饰有兽面纹的青铜爵对比，还能够发现它们的造型、功能一致，且纹饰也都在把手的对侧。由此可见，夏文化中的青铜爵设计理念和其背后代表的礼仪制度，被后世继承了。”赵海涛说。

绿松石龙形器

中华民族龙图腾文化的正统根源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贵族墓中。墓的面积仅有约2平方米，但它可是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时代最高等级的墓。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了这座墓的复制品，墓中的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龙头上两只梭形的眼眶内，凸起白玉眼睛和鼻梁。龙身弯曲，布满菱形鳞纹。龙尾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龙身之上，还置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舌。

龙形象文物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现，为何这件龙形器被称为“华夏第一龙”呢？赵海涛说，在二里头时代之前，不同地区龙的形态不一，各具风格，而绿松石龙形器与现代人熟知的龙的形态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说，“二里头文化中龙的形态最终被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仍有待研究，有专家认为它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其拥有者可能是宗庙管理人员。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早期的旌旗，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族旗制度的反映。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其拥有者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

赵海涛认为，无论绿松石龙形器是何种用途，它的发现都弥足珍贵。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可谓“超级国宝”。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长约16.5厘米，宽8厘米至12厘米，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如果仔细看这件铜牌饰，就能够发现它的绿松石片被打磨成山字形、钩形、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拼接出奇异的造型，兽面中依稀能辨识出触角、鼻子、眼睛。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这样描述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上挑的眼眶里，一双浑圆的眼睛，透过3500年的时光，与你对视……300多片绿松石，历经3000多年纹丝不动，光洁依旧。这高超的技艺，在它的年代独占鳌头……”

赵海涛说，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一件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这类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3件，它们常以青铜铸出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镶嵌有细小的绿松石片。这类铜牌饰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

因为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都与铜铃共出，专家推测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

七孔玉刀

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其中七孔玉刀尤为引人注目。

这件七孔玉刀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形制最大最精美的玉刀，是难得的玉器珍品。

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柄形器，制作精细、小巧；另一类是大型有刃玉器，这些玉器出土时，大多带有钻孔。

根据推断，当时的钻孔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心钻，另一种是管钻。实心钻大多采用硬度较高的石质钻头。管钻最有可能使用的是竹管。钻孔时，或从双面对钻，或从单面钻。这件七孔玉刀很可能是用双面对钻的方法完成的。

七孔玉刀的用途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为，七孔玉刀是仿制收割谷物的石刀，因玉质较脆，并没有使用价值。因此，这件七孔玉刀并非实用器，而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七孔玉刀作为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既是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又为商代玉器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赵海涛说。

本报记者 刘嘉仪 文/图